海南一養殖戶因產品包裝上標注了“國宴用鴨”等廣告違禁詞被罰40萬元。目前，當事人準備提起行政訴訟。此案引起熱議，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組數字反差：開網店賣了58只海鴨，線上獲利568.4元（線下無法計算），卻被罰40萬元。據養殖戶所述，一家8口靠賣鴨子維持生計，全年收入不過2萬元，全家人不吃不喝20年才能還清罰款，難免讓人覺得行政處罰脫離了實際。

　　值得追問的是，為什么通過合理的程序得出了不合情的處罰決定？

　　對比萬寧市綜合行政執法局和當事人代理律師的說法，雙方均承認“國宴用鴨”廣告用語是違法行為，但前者將其定性為絕對化用語廣告，依據廣告法，罰款范圍為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后者主張定性為虛假廣告，標準是廣告費用3倍以上5倍以下。若按當事人提出的178元廣告費計算，即便5倍罰款也不過千元，與40萬元天差地別。

　　關鍵在于，“國宴用鴨”廣告用語應該適用絕對化用語廣告還是虛假宣傳。

　　筆者認為，“國宴用鴨”的確是廣告違禁詞。廣告法明確排斥“國家級”等宣傳詞，這一表述在詞義上具有等同性，且具有排他性，符合絕對化用語廣告的認定標準。

　　即便屬于絕對化用語廣告，40萬元的處罰力度也有待商榷。海南省在廣告法基礎上，按照裁量階次將罰款標準細分成了5檔。綜合考慮當事人經濟狀況、主動將產品下架、未造成嚴重后果，是否可以認定“輕微違法”呢？

　　數字農業時代，農民通過電商發布廣告、銷售農產品會越來越頻繁，但也要承認，許多農戶不懂廣告法，分不清絕對化用語廣告和虛假廣告，管理部門總不能次次都以剛性條文處以巨額處罰。相關部門可否進行一些專題培訓，幫助農民避開雷區？是否可以酌情綜合考慮，教育和處罰相結合？這是“國宴用鴨”案更廣泛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