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前委員倪維斗說，在我國的用煤結構中，一半燃煤用作發電，也就是我們俗稱的“煤電”;還有一半屬于工業和生活散燒用煤。針對前者，為了“鐵腕”降低煤電的排放強度，我國已發布并陸續實施了世界范圍內最嚴格的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因此，目前我國煤電的總體發展，無論是清潔技術水平、還是總體排放情況，都處于世界先進水平。關鍵的問題出在后者，即工業和生活散燒用煤。

　　倪維斗說，目前我國約有70萬臺工業鍋爐，這些鍋爐不僅燃煤效率遠低于大型煤電企業，而且燃煤排放也未經過嚴格處理和污染控制。而針對生活用煤，世界電力行業著名科學家、上海外高橋第三發電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馮偉忠說：“沒有系統的脫硫、脫硝、除塵，5000萬噸家庭用煤的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大約等同于10億噸煤電。”

　　馮偉忠表示，我國的煤炭消費中，50%用于發電;而在美國，99%的煤炭用于發電;再看日本，自2011年福島核泄漏事故發生后，日本持續加大了發展煤電的力度，煤炭進口數量從之前的一億噸，暴增至去年的一億八千萬噸。從排放標準上比較，中國的煤電排放標準也遠遠嚴格于世界其他地區。“可見，煤電并不是霧霾產生的主要原因，更不是污染的‘代名詞’，‘用煤不當’才是問題的關鍵。”

　　環保部宣教中心主任賈峰說，“呼吸之痛”的出現，與其說是煤自身帶來的，不如說是人類利用煤炭的局限性造成的。隨著我國清潔燃煤技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我們不是限制煤電的發展，而應將各種工業和生活散燒用煤向煤電集中，進行集中處理、集中凈化和集中清潔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