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我國醫藥行業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產品較少的特點，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時，一定要考慮適應國際市場產品差異化競爭日趨激烈的需要，充分發揮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國際市場占有率較高的固有優勢，增加這些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其附加價值，推動低端產品向高端產品的自有轉化。”

長期以來，“兩高一資”成為我國醫藥行業主要產品的特征，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產品較少，這實際上與該產業的內生性驅動因素息息相關。盡管粗放型的發展路徑依賴造成了較嚴重的環境破壞、資源浪費，但客觀上對推進醫藥產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內生性增長一般是由多方面源生因素所致，特別是幾十年來，由決定我國醫藥產業發展的客觀條件所致。而當前國際競爭環境的變化和產業重心的轉移卻加大了外生性驅動因素的影響力，并與內生性因素形成強烈的相互作用，進而將醫藥產業推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于是，繼續走粗放型的發展道路，還是順應形勢的要求走集約型的發展道路，成為當今我國醫藥產業界面臨的重要問題。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筆者特提出以下拙見，供業內人士參考。

目前，我國醫藥行業的就業人數約為150萬人，化學原料藥、醫用敷料、一次性耗材、中藥飲片等子行業的從業人數和企業數均占有相當的比重，如原料藥企業就有1300多家，這些企業無論是對工業產值、出口額的貢獻，還是解決勞動就業問題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從所有制形式來看，這類企業一般都是民營或股份制企業，主要是依靠自有力量運營，幾乎沒有政府投入；從企業規模來看，一般都是中小型企業，抗經濟震蕩的能力較弱；從區域分布來看，一般都是相對集中，區位優勢較為顯著，是帶動當地經濟增長的主體。

面對一個全方位開放的形勢，如果我們產業結構的調整過急、過猛，加上國際金融危機等不利因素，上述企業受到的沖擊將首當其沖，其造成的輻射性影響勢必對整個醫藥產業的安全帶來威脅。應該說，今后我國醫藥產業發展的模式選擇，既要以滿足新的競爭形勢需要為出發點，更要立足于我國國情，特別是產業發展的歷史軌道，要通過一個漸進的過程，以逐步推動內生性驅動因素的自身變化，并形成與外生性驅動因素的相同作用力，而不是訴諸“一蹴而就”式的休克療法。實際上，近年來，我們在政策上的一些矯枉過正的做法，已使個別具有區位優勢的地區出現了產業過早“空洞化”的跡象，足實令人憂慮。

眾所周知，我國醫藥產業已具備了一定的國際競爭優勢，因此，應在原有的基礎上通過有效的產業政策保持并發展其比較優勢，增強產品的價格和非價格競爭力。要鼓勵企業兼并重組、規模經營，在提高質量的基礎上降低成本，還可嘗試性地向其他國家開展多種形式的投資以擴大這種優勢。同時，產業政策一定要努力適應國際市場產品差異化競爭日趨激烈的需要，充分發揮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國際市場占有率較高的固有優勢，增加這些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其附加價值，推動低端產品向高端產品的自有轉化。即在保證和擴大國外市場份額的前提下，以價值轉換為必要途徑，靠外部市場機制驅動的方式，實現成本較低的結構升級。

針對處于競爭劣勢的高端子行業，政策扶植上應注意要充分利用其后發優勢，引導企業從高新技術產業的中低端產品入手，不斷占領相關的中低端市場，同時，通過學習、模仿、借鑒等手段，逐漸向中端和高端產品邁進，從而實現劣勢向優勢質的跨越。印度軟件業成功發展的實踐證明：印度政府對軟件產業實施政策和投資優惠，以及建立軟件出口加工區、軟件技術工業園、出口導向型企業等計劃，有力地促進了軟件產業的迅速壯大與發展，這既為本國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信息技術支持，同時，又確立了信息產業超級大國的地位，使其在激烈的國際信息技術競爭當中處于不敗之地。

還要指出的是，我們在進行醫藥產業安全的制度安排過程中，應對基本喪失比較優勢、已不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夕陽子行業”制定“撤退時間表”，必要時，可在一段時間里采取一定的保護措施。這些措施并非有意延緩其生命周期，而是要從減小對醫藥產業的整體結構和社會穩定負面沖擊的角度出發，逐步消除退出壁壘，開辟退出通道，保證資金、技術和人員的有序退出，進而為大規模的產業升級創造條件，贏得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