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不僅讓人們獲得審美體驗，還記錄和表達著情感，當我們陷入無法言說的情緒困境時，用藝術創作與自己對話就變成一件非常溫暖的事。雖然距離新冠疫情暴發已經一年有余，但“新發”“封城”“隔離”等字眼仍讓人印象深刻……疫情所造成的后續的應激反應，以及社會秩序、家庭關系等的改變，使人們對心理建設方面的訴求變得更為普遍、更為迫切。在這樣的背景下，在處理情緒困擾、撫慰創傷體驗、康復心理方面有著獨特而顯著優勢的藝術治療，再次進入公眾視野。那么，究竟如何才能有效促進精神健康、疏解大眾心理壓力？藝術的創造性和精神性將如何進入到更廣泛的社會層面，發揮撫慰人心的作用？公共藝術空間又該如何發揮療愈功能，建構從個體到群體的心理健康支撐體系呢？

　　藝術的優勢：言語之外的真實與力量

　　藝術是人類與生俱來、天然有效的表達方式。早在萬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已經能夠通過藝術表達心境，比如在巖洞中繪制壁畫以表達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再比如承傳千年的剪紙藝術也是維系生存信仰的一種方式，那些色彩絢麗的窗花，承載著吉祥與希望，更給人們的內心注入了快樂與慰藉。

　　藝術史上，不乏借助藝術創作的方式化解逆境與苦難的故事。墨西哥女畫家弗里達·卡羅一生都在身體的傷痛中度過。她把一生中所經歷的諸多難關，以及對情感、生命、自然宇宙的思考都融入在她的畫作中，不僅彰顯出她獨特的女性之美，而且從中獲得生命的秩序與自我療愈。對于現代表現主義繪畫先驅愛德華·蒙克來說，畫畫是他排解內心絕望和內疚的唯一方式。患有精神病的父親，相繼離世的親人，讓蒙克一直都難以釋懷。他最重要的作品《吶喊》便是其生命歷程及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正視與面對，汲取對于生命的提示與意義，蒙克在繪畫中建構起全新的生命。

　　相比其他心理治療手段，藝術治療究竟有哪些優勢？我國繪畫藝術治療理論研究與臨床實踐的第一位博士、現為中央美術學院藝術心理學教授的孟沛欣認為，首先在于它的直達性、表達性和廣譜性。用藝術的方式直接呈現個案成長資源，既是治療，又是診斷，這一效果是言語療法很難達到的。其次是可以繞過言語的評判系統，不在二元對立這樣相對狹窄的價值觀里論斷，個案的創傷大多是因在是非論斷中對不良自我意識發生認同。三是潛意識資訊會在無意中以藝術的形式表征出來，這能幫助治療師展開更多深層次和針對性的治療。四是藝術行為一定會有創作過程，而創作過程本身就是療愈的，在這個過程中認知空間被打開，自我覺察能力得到應用和體驗。五是個體創作的藝術是獨屬于個人的，治療師與個案通過繪畫共同工作的時候，針對性和隱秘性很強，這就能夠避免被訓練過的價值觀、道德準則的輸入。

▲ 江蘇省美術館“心靈的交換——美術治療成果作品展”現場

　　近年來藝術療愈專業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和關注，從企業項目到社會心理機構，從教育領域的青睞到學院課程體系的細化，從兒童藝術教育的深深領悟與理解到普通家長的認可與贊同……當然，其中也存在著各種問題和發展空間，“大到與自然的關系對人們生活的影響，與社會生活節奏的合理協調，與民族創傷的應對態度，小到家庭關系中的心理動力，婚戀關系中的交流模式，再精微些，就是每個個體與自我發展的關系，這個過程又包含著美術教育與自我成長的關系，藝術家在其中究竟起到怎樣的作用等等。”孟沛欣說，無論如何，我們要堅守的核心精神——藝術是直指人心、服務人心的，藝術作為介質是有效的教育和療愈手段。

　　戰“疫”：用藝術建構心理防護服

　　藝術在療愈心理創傷的過程中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這一命題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當下持續地被提及。事實上，面臨災難，藝術家們從未置身事外，而是持續更新表達形式，以更積極的姿態介入社會。

　　曹斐的最新多媒體裝置創作《不安之島》記錄了藝術家在10個月間因為疫情暴發與家人在新加坡公寓中隔離的經歷。作品包括兩個類似居家風格的房間，這兩個房間里擺放著藝術家在隔離期間的一些日常用品，如消毒洗手液、面包上的日期標簽、零散的攝影作品、回國的隔離證明等等。《不安之島》被投放在第二個房間的大屏幕上，展示著藝術家為其女兒在客廳中央隨意搭建的一個迷你“島嶼”，9歲的女兒飾演了島上唯一生存的人類。曹斐說：“這些創作其實是我選擇了一個觀望或者放松的方式對疫情的一種速寫，一種本能的反應、即刻的回應。我想做一些事情讓孩子忘記憂慮，可以保持著對這個世界的熱情。因此，對我個人來說，這件作品是一個家庭內在樂觀的傳遞。”曹斐如今的作品更多地尋求一種更加積極的自洽與自我療愈的方式，在她看來，“對于觀眾來說藝術家這種自我療愈的希望也能對他們起到某種療愈，找到一種跟世界共處的方式。”

　　“要鼓勵藝術家為公共空間創作具有心理療愈元素的藝術作品，深度服務更廣泛的人群。”全國政協委員、北京畫院院長吳洪亮曾在全國兩會上提出《疫情之下應充分發揮藝術的療愈功能》的建議，他指出，除了鼓勵藝術家積極地投入到體現正能量的創作中，還需要通過一些藝術項目去緩解民眾的緊張感，甚至利用一些課程讓大家了解如何通過藝術的方式進行自我調節。

▲ 武漢美術館“言語之外——藝術與療愈”項目中的“我的心情地圖”公教活動現場

▲ 武漢美術館“言語之外——藝術與療愈”項目作品集萃。

　　正在武漢美術館開展的文化和旅游部2020年全國美術館青年策展人扶持計劃入選項目“言語之外——藝術與療愈”，就將觀眾引入藝術療愈這一學科領域，并結合公教活動為觀眾提供多種可能的情緒出口。在“藝術療愈與疫情”單元，觀眾進入展廳后首先會經過情緒互動裝置，激活情緒，進入封城期間的藝術創作，觸發情感和回憶。

　　展示柜中，一張張巴掌大小的紙片上寫有“買菜清單”等樸實的日常語言，這些真實的“生活便簽”來自武漢美術館展覽部主任張文博，在封城期間他以書寫和篆刻的方式一筆一刀記錄下宅居的日常生活，通過大量的日常書寫和記錄緩解焦慮和無助。一間有著微微暖光的小房間里則“還原”了封城期間的一扇窗景，窗里的建筑群是武漢中南醫院，一幀幀影像映射了當時作者與自身境遇的對話，這是武漢本地跨媒介藝術家炭嘆在2020年1月23日至3月28日之間的影像記錄，此次作者還補充了當天的萬年歷和天氣，通過這些線索發現個人情緒與城市環境的變化。

“媒介—共生—互動藝術與療愈研究計劃”中《流浪兔》項目是藝術家伊可結合自身真實的抑郁癥經歷，運用媒介在公共空間展開一對一的非語言的藝術與療愈跨界實驗。整個作品沒有語言，完全通過不同媒介和觀眾一起創造“場域”，經歷心靈之旅。伊可說：“在大量的個案中，參與者給予‘流浪兔’的信任、真實的身心狀態以及當下自然流淌的情感令我印象深刻。在這里，觀眾不僅僅是觀眾，他們也是整個場域的創造者，一起共生，成為整個作品的一部分。所以，觀眾有沒有理解這些呈現者的內在想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能夠以此為契機開啟自我探索的大門，面對將來可能發生的心理和人生困境。”

　　展出的每個實例都是在生命不同節點對自我的認識，創作者雖借助視覺藝術形式，但卻拋開對技法和結果的追求，只是專注于當下的體驗，以一種開放接納的態度擁抱創作過程中的心理變化。武漢美術館館長陳勇勁表示，療愈作用對人的影響是持續性的，除了觀看，也可以通過參與得到一種新的視角觀察生活、觀察自己，將內在感悟與現實生活以一種更積極的方式相聯結，按下隱藏的創造力開關，獲得一種不同于即時性娛樂的紓壓方法，將注意力放在感受身邊之人、之物上，從而拓寬思域的邊界。

　　美術館：關注藝術的社會功能

▲ 劉海粟美術館開展的“情緒地圖：共享療愈藝術工作坊”現場

　　當前，國內有不少美術館都在探索藝術治療在美術館公共教育應用的可能性。比如，上海劉海粟美術館開展的“療愈藝術”主題展以“情緒地圖：共享療愈藝術工作坊”“故事商店”“豆本工作坊”3項活動為切入點，試圖通過藝術走入每個人的內心世界。其中“情緒地圖”通過畫出自己身體的顏色，試圖讓“人與自己”交流；“故事商店”是將自己的困惑向陌生人吐露，是一種“人與人”的交流；“豆本工作坊”則以城市記憶為題，完成“人與空間”的交流。3種方式的共同點就是最終都指向每個人自己的故事。

　　相較專業程度更高、針對性更強的藝術療愈，劉海粟美術館里的“療愈藝術”并沒有一個針對性的群體，它面向所有的普通人開放。在這里，藝術更像是一種建筑或者是一種工具，在這個空間里，所有的藝術沒有任何限制，也沒有其他人來評判優劣，你只要在這里面擁抱藝術，或者被藝術所擁抱，就會得到一個自己滿意的藝術作品。

　　通過前期調研文獻、藝術活動紀實及采訪、學員與藝術家聯合創作繪畫及攝影作品等持續的真實記錄，西安美術館一直在探索自閉癥兒童藝術教育的多種可行性，為星星的孩子們建立一個安全的港灣。該館持續3年的公共教育活動“沖決藩籬·星星世界”公共教育（實驗藝術）研究項目，則是將藝術活動作為一種溝通媒介，以平等尊重的同理心為紐帶，來踐行“表達性藝術治療”在自閉癥群體康復過程中的積極作用。

　　作為以陳列藝術大師齊白石作品為特色的專業美術館，北京畫院美術館一直十分重視公共教育，雖然目前尚未直接運用心理療愈，但也在逐步地投入相關工作。吳洪亮表示：“有很多技術會分析人對作品的關注度和他的感受、情緒、邏輯。為什么齊白石會在廣泛的時間跨度上被人關注？他創作的旺盛期正是中國的戰亂時期，這時的人們喜歡齊白石，正是因為他提供了色彩學邏輯，還有吉祥寓意邏輯，他的作品主題總體上是釋懷的，有一套疏導的創作體系，帶有較好的心理療愈功能。”

　　在國外，一些重新開放的博物館、美術館也將藝術療愈視為新方向。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準備了一份藝術作品的清單，用來幫助觀眾緩解新冠疫情引發的焦慮，包括奧諾雷·杜米埃1863年創作的《帶孩子的洗衣婦》，描繪了一個極為平凡的生活場面——母親帶著孩子洗衣服；費斯·林格爾德1985年創作的《街道布繪》，展現了紐約哈萊姆黑人生活區街道的熱鬧景致；一塊公元前5世紀的小女孩墓碑，以此來紀念死去的人們。在魯賓藝術博物館，工作人員開始關心危機期間的自我關照與交流，目前，該館重啟了“冥想播客”，并將部分學習課程安排給受新冠疫情影響的人，課程中涉及一些具有冥想作用的藝術作品，例如一尊13世紀的印度女神杜爾迦的鍍金雕像，以及一幅16世紀的佛像畫。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美術館則采取了另一種方式，培訓了一批志愿者，教授藝術療愈的技巧，這些措施是受到了加拿大蒙特利爾美術館的啟發（鼓勵醫生開出免費進入美術館展廳的“處方”），這是北美首家聘請全職藝術療愈師的藝術機構。

　　顯然，美術館或藝術空間療愈性的公教活動給更多的人帶來溫暖的治愈力量，由此發揮更大作用的前景也值得期待。但孟沛欣也指出，藝術治療與藝術教育雖然有重疊的部分，但是它們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一位治療師教授繪畫技術，其目的也不是為了技術本身，而是借助技術幫助來訪者掌握一種精細的表達情感的工具。當然，藝術教育富含各種治療性元素。一位優秀的藝術教育者能夠借助繪畫教學過程使學生獲得多方面的收益，比如表達情感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因為創作過程與心理建設過程是并行的。

　　對于療愈性展覽項目和活動的策劃，孟沛欣說：“首先需要解答的是作品的療愈性是怎么發生的，這關乎策展人是否吃透了藝術療愈的精髓。其次，從關注作品轉向關注個體生命體驗，關懷民族傷痕，從心理學視角來看，整體展示布局和導引都要朝著統一方向邁進，才能有效果。藝術作品的療愈性需要按照觀眾能夠理解的程度來展開。如果觀眾覺得治愈，心理疏解了，那么這件作品或者說這個展覽對于這個個體是有效的。目前，我們努力的方向是從關注作品本身，逐漸轉向關注創作者的心理世界、作品的療愈功能以及展覽本身起到的人文關懷等方面。”

　　疫情之下，當代藝術的社會功能被重新擺到臺面上審視，藝術能帶來什么，能創造什么，是我們迫切需要反思和追問的話題。而藝術治療，或許正好為這個問題提供一個特殊的視野。（李亦奕）

2021年3月21日《中國文化報》第1版刊發特別報道

《藝術療愈：溫暖你，治愈我》

　　 轉自：文旅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