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新商業模式方興未艾，但對其統一認識尚未形成——推進“四新經濟”加快成長

　　“四新經濟”對于對沖經濟下行壓力、實現新舊動能轉換、匯聚經濟發展能量意義重大。黨的十八大以來，“四新經濟”蓬勃發展，經濟發展新動能不斷增強，但也面臨著一些困難與挑戰。對萌芽期的新經濟形態而言，良好的生態環境猶如土壤、養分、水、陽光和空氣。而政府，正是這個生態環境的構筑者

　　當前，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新商業模式（以下簡稱“四新經濟”）在取得快速發展同時，各界對新經濟的內涵、范圍和演進規律還沒有統一看法，迫切需要深化對“四新經濟”發展的規律性認識，搶抓新經濟孕育興起的“窗口期”，全面營造有利于新經濟繁榮發展的生態環境，加快“四新經濟”發展，為實現經濟發展新舊動能轉換提供有力支撐。

　　一、加快建立適應“四新經濟”發展的制度體系，是培育壯大新經濟新動能的關鍵

　　新經濟是以技術進步為主要動力，在制度創新、需求升級、資源要素條件改變等多因素驅動下，以大量新產品、新服務、新模式、新業態、新產業蓬勃涌現為顯著特征，以信息經濟、生物經濟、綠色經濟等為主要方向的新經濟形態。縱觀歷史，每當人類社會發生重大技術變革進而形成新的生產力，就會有新的生產關系與之相適應，新的技術經濟范式即新經濟概念隨之產生。可見，新經濟的本質是先進生產力及與其相適應的新的生產關系組合。新經濟發展初期往往伴有“四新經濟”蓬勃發展的特征，但這些充滿生機的新技術新業態可能稍縱即逝，能否從“星星之火”發展為“燎原之勢”，取決于能否及時確立與之相匹配的制度體系。只有先進的生產力與新的生產關系交相呼應，才能匯聚成為支撐經濟社會邁向新一波增長的強大動力和能量。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處于突破性爆發的關口，大數據、移動互聯網、下一代基因組學、先進機器人、儲能技術、先進材料等技術突飛猛進，可能深刻改變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顛覆傳統的經濟活動慣式，在全球范圍內形成新的生產力分布格局和新型生產關系，有望帶動新一輪經濟增長。發達國家瞄準國際科技經濟競爭制高點，紛紛制定戰略和行動計劃，加快構建適應先進生產力布局的新政策和制度體系，力爭把握制訂國際經濟活動規則的主動權。近年來美國先后三次修訂頒布國家創新戰略，圍繞清潔能源、先進制造、生物經濟等出臺行動計劃。歐盟發布“分享經濟指南”，明確政府和平臺企業職責定位，為分享經濟發展搭建制度框架。日本政府多次更新“面向未來的新成長戰略”，應對未來20年人口老齡化、信息化社會和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重大挑戰，著力推進醫療等領域改革，放松管制，釋放活力，構建適應先進生產力的政策和政府監管體系。

　　二、我國“四新經濟”蓬勃發展，為經濟社會轉型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全面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四新經濟”蓬勃發展，經濟發展新動能不斷增強。首先，作為新經濟發展核心動力的技術創新要素，正在不斷取得重大突破。例如，自主開發的核心信息安全芯片實現技術突破，TD-LTE-Advanced被國際電信聯盟確定為第四代移動通信國際標準，基因測序能力進入世界前列，大批優勢雜交新品種培育成功，軌道交通裝備國產化率超過80%。其次，新的技術應用于各行各業及國民經濟方方面面，衍生出大量新商業模式和新業態。例如，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技術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在經濟社會領域持續廣泛應用滲透，催生了電子商務、網絡叫車、“慕課”、移動辦公、互聯網金融、智能家庭、遠程醫療、網絡旅游等一批新業態。傳統“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商業模式逐漸被“免費服務賺客戶＋增值服務賺利潤”等新贏利模式取代。

　　此外，一批新興產業快速成長，對國民經濟增長貢獻與日俱增。一方面，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穩步提升。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例，27個重點行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10年的4%提高到2015年的約8%，正在成為引領產業邁向中高端、助力經濟中高速增長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新興產業通常具有產業關聯度高、帶動作用強等特征，對經濟增長的直接間接貢獻十分可觀。以信息經濟為例，據中國信息通信院等機構測算，2014年，我國信息經濟總量達到16.2萬億元，其中，信息經濟生產部分規模為4.2萬億元，占同期GDP比重6.8%，應用部分規模達到11.9萬億元，占GDP比重高達19.3%，總體占GDP比重從2008年的約15%上升到26%以上，與主要發達國家差距逐步縮小。

　　三、著力營造良好生態環境，推動“四新經濟”加快發展

　　對萌芽期的新經濟形態而言，良好的生態環境猶如土壤、養分、水、陽光和空氣，既為其提供開放的平臺、廣闊的空間，又為其供應必要的養分。而政府，正是這個生態環境的構筑者。

　　（一）深化改革，破除制約“四新經濟”發展的制度藩籬

　　長期以來，我國對行業的監管以準入前環節審批管理方式為主。審批標準過分依賴于產品和服務指導目錄及反映資金投入、固定資產等情況的規模性指標。由于新產品、新服務、新業態、新模式、新產業通常具備輕資產、重知識、跨界融合等特征，這種以批代管、偏重目錄準入管理的模式制約了新經濟的發展。伴隨互聯網技術應用廣泛滲透于交通出行、醫療健康、教育培訓等領域，越來越多的企業反映發展中遭遇行業準入限制的“玻璃門”“彈簧門”和“旋轉門”。為此，要尤其注意避免將傳統的審批式、限制式的管理模式套用于新經濟，加快破除限制“四新經濟”發展的準入壁壘。例如，可借鑒歐盟委員會近期出臺的“分享經濟指南”中關于市場準入方面的規定，包括“對只作為信息中介的平臺企業不設置準入要求或其他門檻；不對服務提供者施加從業批準、許可等準入義務；對臨時提供服務的公民個人不得施加準入義務或其他限制”等。此外，要加快探索負面清單或產業準入的審管分離制度，建立以事中事后為重點的新型監管和追責體系。

　　（二）查“缺”補“漏”，以新的扶持方式和體制機制為新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保障制度“缺失”、政策落實“不到位”是制約新經濟發展的又一難題。例如，掣肘云計算、大數據等業務開展的關鍵，就是長期以來我們仍沒有建立起來類似于美國的信息安全、數據開放法律保障制度。信息、數據泄露事件頻繁發生嚴重挫傷消費者購買信息服務的積極性；數據歸屬責權界定不清，造成“數據割據”“數據孤島”現象頻現，很難建立適應新經濟跨界融合特征的制度保障體系。又如，干細胞專項管理條例沒有建立，針對免疫治療臨床應用缺乏嚴格的質量控制標準和完善的評估體系等。新經濟發展猶如“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錯”模式，使得一旦發生“觸底”事件，就會全面叫停，對稚弱的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造成毀滅性影響。針對這些問題，一是要因業施策，針對新經濟不同行業的發展特點和實際需要，制訂既接軌國際又適合國情的特殊政策和專項管理辦法。二是要加快完善知識產權保護與運用、科技成果轉化等普適性的政策體系，建立健全適應新經濟知識智力密集特征的制度生態。三是要確保措施落實到位，協同中央地方、各個部門著力解決政策落實“最后一公里”難題。

　　（三）夯實基礎，穩扎穩打推進“四新經濟”繁榮可持續發展

　　技術創新和重大技術突破是新經濟賴以發展壯大的主要動力，技術進步與創新過程如種子破壁而出、生根發芽，需要水分滋養、土壤孕育、陽光普照，科研人員、企業家、風險投資、政府引導資金等就如水分、土壤、陽光一般，為技術進步這粒種子得以成長壯大奠定堅實的基礎。一項最終走向產業化甚至帶動一個嶄新行業發展的新技術，不可能是盲目跟蹤模仿的成果，必然凝聚了發明者畢生的心血，其創造價值的過程也不可能是“一夜暴富”，必然要經歷無數次失敗的嘗試。政策著力點應是盡可能甄別出具有發展潛質的好技術、好種子，圍繞這樣的技術配置資金、人才，引導社會資源向這類技術傾斜；及時把握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前沿和趨勢，瞄準制約新經濟發展壯大的核心關鍵瓶頸技術，集中攻堅克難；發揮政府引導資金的帶動作用和放大作用，引導各類社會資本支持基于技術進步、商業模式創新等各類創新驅動的新興產業發展；積極培養、引進、用好各類人才，打破制度障礙，建立制度保障，最大限度釋放人才的創造力和積極性。（王昌林 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