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穩定、福利好，吸引著“千軍萬馬”，也面臨著被“污名化”的困境——

“體制內”有多大魅力？(民生視線)

本報記者 劉志強

最近，有公務員表示“收入不高、經常加班、還被外界誤解，想辭職”。這一說法經報道后立刻被指責是“體制內”人員在“裝窮”“撒嬌”。

從20年前政府官員下海潮，到如今外企白領也盼望捧上“鐵飯碗”；從體制外人員對“體制內”的向往與羨慕，到社會上對“體制內”的貶損與批判……“體制內”，這一承載著豐富內涵的“標簽”背后，到底映照出怎樣的社會現實？“體制內”又會何去何從？

■誰在“體制內”？

政府機關最典型，事業單位處于中間狀態，國有企業處于最外圍

“體制內”，人們常常提起；到底什么是“體制內”，卻少有人仔細審視。

“體制內人員，主要是指財政供養人員，包括公務員，參照公務員管理的人員，科研、教育、衛生、文化等行政性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此外還有部分國企高管。”上海東華大學經濟發展與合作研究所所長嚴誠忠說。

“體制內”的概念肇始于改革開放。

改革前，絕大部分擁有城鎮戶口的人都在體制內。那時，城鎮就業人員都有“單位”，單位既是一個經濟組織，也是國家政治體系的基層組織，同時承擔了從“吃喝拉撒睡”到“辦追悼會”在內的廣泛社會職能。嚴誠忠回憶道，當時并非完全沒有“體制外”，“比如集體企業的臨時工、民辦教師等，只不過占比很小。”

改革開放之后，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走向瓦解，“體制內”占據空間越來越小。有專家認為，如今的“體制內”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政府最為典型，處于核心圈，事業單位處于中間狀態，而國有企業則處于最外圍。

進入新世紀，國企改革不斷深入，“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大量國企職工被推向“體制外”。“目前留在體制內的企業主要是一些公共事業領域、資源壟斷領域的國有企業。”嚴誠忠說。在這些國企中，比較特殊的群體是國企高管。某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工作的肖先生告訴記者，在他們銀行，總行事業部的經理，以及各省市分行的行長層級以上的領導，還保留著行政級別，屬于“體制內”，下面的員工則屬于“體制外”。

隨著事業單位改革推進，一些整體上屬于“體制內”的單位，也漸漸涂抹上“體制外”色彩。李樺在一家電視臺工作近20年，她介紹說，“臺里眾多員工，有編制內的，也有編制外的，編制外的又分為臺聘、部聘、頻道聘多個等級，不能簡單地說我們臺里的員工是體制外還是體制內。”據了解，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事業單位，行政機關的司機、保安、保潔等后勤崗位也逐漸從“體制內”剝離出來，有的還采取了勞務派遣的用工形式。

目前，我國有公務員約700多萬人、事業單位員工3000多萬人。從數量上看，“體制內”已絕對是少數。

■“體制內”魅力何在？

工作穩定、福利優厚、社會地位高

2014年國家公務員考試，職位只有1.9萬多個，報考人數卻達到了111.9萬人。“體制內”到底蘊藏著怎樣的魅力？

5年前，李想作為應屆畢業生，考入北京市某區機關，成為一名體制內公務員。5年間，不少在民企、外企工作的同學已經換了好幾份工作，李想卻從未動過跳槽的念想，“雖說不能大富大貴，但至少工作穩定，論資排輩總能看到奔頭；除非犯大錯誤，一般不會被辭退。”2011年，《公務員法》實施五周年的統計顯示，當時全國600多萬公務員，5年總共辭退了4778名，辭退率0.08%。

與大學同學比，李想的薪水并不算高，如今當上科長，月工資6000多元，與多數同學過萬的收入相去甚遠。不過，李想覺得，在福利待遇方面，公務員還是有不少優勢：雖說福利分房遙不可期，但區里有宿舍，三室一廳，一人一間，免收房租，“省下了2000多元月租，想住就能一直住下去”；吃飯也不怎么用自己花錢，單位的餐補打到飯卡里，一天三頓都能在食堂解決。

“在北京當公務員，戶口問題輕而易舉就解決了，將來孩子上學也方便找人辦事。”李想告訴記者，雖然公務員的賬面工資和隱性收入加起來后，仍與體制外有所差距，但在戶口、醫療、教育等方面確實也有不少更優厚的待遇，“再者，社會地位也高，每逢過年回家，縣城里總有些人想跟你拉拉近乎，指望將來能幫他們辦事。”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認為，“體制內的優勢，更多表現出的是工作的穩定性、福利的優厚性、社會的主導性；與之相應，體制外更多表現出靈活性，伴隨而來的還有風險性、低福利性，以及對社會或所在單位的影響力弱。”

“體制內”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吸引力，嚴誠忠認為，一定程度上也來自于社會上的“求穩”心態。當前，基層的財政供養人員主體是教師和醫生，雖然沒有太多權力和特殊待遇，但能滿足“求穩”心態。“很多家庭都是獨生子女，經濟條件也還說得過去，不僅父母希望能規避風險，就連孩子個人也都渴望穩定。”

■“體制內”緣何被污名化？

特殊利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硬幣的一面，是許多家庭、個人對“體制內”的追逐與向往；另一面，則是社會上不少體制外人士對“體制內”的貶損與批判。

今年1月，一份湖南省冷水江市的財政統發工資人員收入清單意外曝光，引發圍觀。不少網友在驚嘆公務員工資如此之低的同時，也提出質疑，“你們體制內不是還有好多灰色收入么？并不值得同情！”

在一些專家看來，“體制內”已出現標簽化、污名化的趨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與公眾認知的習慣有關。正如鄭功成所說，一些人對不太了解的領域，不會區別到具體的對象，而是會把某個負面案例加在一個群體上。嚴誠忠也表示，這些年“體制內”的確出現了不少以權謀私的反面典型，社會上對這種行為“推而廣之”地理解也屬正常。

對旁人這種標簽化的認知，李想覺得委屈，“都是‘體制內’，也分‘肥差’和‘清水衙門’，尤其是基層公務員，權力不大，尋租空間更是有限，需要區別對待。”

對“體制內”的“污名化”，更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于體制差別所造成的不公平。“我們國家的財富、收入、資源的分配，過去一直是先考慮體制內，再考慮體制外。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提了不止20年，但是真正按照市場機制來分配資源和財富才剛剛開始。”嚴誠忠認為，這就使得體制內能為“自己人”提供許多體制外無法獲取的資源。

“很多人之所以把‘體制內’作為貶義詞，是因為體制內還遺留著計劃經濟時代的一些痕跡，是對特殊利益的一種維護。”鄭功成舉例說，機關事業單位的退休金制度，是一種相對優厚的養老制度，比城鎮職工的養老保險待遇要高不少。“隱藏在體制背后的根本問題還是利益與機會的不平等。”鄭功成認為，如今體制內相比體制外仍然處于優勢地位，造成了福利待遇的不平等，有損社會公正，“我們不應當排除部分公務員也應該漲漲工資、改善待遇，但跟普通老百姓相比，公務員手中的社會資源肯定要更為優厚一些，這是一個客觀事實。”

■“體制內”何去何從？

期待暢通流動渠道，打破體制壁壘

今年3月，南昌高新區管委會在江西率先啟動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明確今后補充工作人員，一律實行編外聘用。類似這樣的聘任制改革，在廣東、上海等地也已開始嘗試，其目的就是打破“體制內”的終身就業制。不過，這些改革大多是針對“增量”，不觸動“老人”利益。

“一個正常的、健康的社會，不應該把人分成體制內和體制外，應該像消除城鄉戶籍身份標識一樣，盡快消除體制內外的身份標簽。”對于體制改革的目標，鄭功成的設想是：打破體制內與體制外之間的壁壘，促使內外雙向流動，逐漸消除體制內外的權益不平等、機會不公平現象。

2012年，李想所在區對公務員的醫療保障制度進行改革。“原來是公費醫療，家里缺啥藥就去醫務室拿。后來改成了繳納醫療保險，報銷比例跟城鎮職工差別不大。”最近兩年，隨著對公款消費的嚴格管控，公務員的隱性福利被削去不少。“今年兩會上還說要啟動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并軌，‘體制內’真沒什么特別的了。”

那么，通過哪些具體的舉措才能到達改革的彼岸呢？對此，鄭功成認為：一方面要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消除計劃經濟遺留的體制性障礙。比如城鄉二元結構等必須打破，一個單位絕不應當將勞動者分為不同等級。另一方面要切實解決不平等問題，保障機會公平。主要是落實同工同酬和實現養老、醫療、職業福利權益的平等化及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特別是要打破所謂編制的約束，讓所有人都能夠憑著自己的努力與貢獻有正常升遷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