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科技體制改革的產物，國家高新區是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和科技體制改革的融合，探索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偉大實踐。“十四五”時期，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由于發展要求、發展目標、發展環境等變化，國家高新區也需要作出適應時代的改革與調整。

　　如何按國務院要求設立相應的組織與領導體制，承擔起建設發展的職責？在我國深化科技體制機制改革任務依然繁重的今天，在新的發展階段，國家高新區依然肩負科技體制機制改革試驗區的重任。

　　改革動作頻頻

　　進入“十四五”，眾多國家高新區管理體制改革大動作頻頻。

　　重慶高新區從2020年1月1日起全面獨立運轉，實施對直管園經濟社會一體化管理。

　　記者從重慶高新區管委會了解到，目前機制改革進展順利。比如，重慶高新區調整為重慶市委、市政府直接管理；市級經濟社會管理權限正按程序全面下放高新區；高新區黨工委、管委會“三定方案”正式印發，按照大部門制改革要求完成10個內設機構和4個直屬事業單位組建、編制人員轉隸和獨立金庫設立，西永微電園已納入高新區統一管理。

　　天津高新區實行法定機構改革，由天津市人大常委會通過立法，明確高新區管委會作為履行相應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責的法定機構，根據精簡、高效的原則和天津市政府授予的權限，實行全員聘任制、崗位績效工資制等企業化管理，破除主體地位不明、體制僵化、利益固化和動力弱化的體制機制障礙。

　　合適才是最好管理體制

　　“隨著國家治理能力提升和現代化建設的深入推進，國家高新區管理體制改革還有不少問題。”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中國高新區研究中心主任劉會武表示，比如國家高新區作為市政府的派出機構，落實不到位，與科技部提出的國家高新區要承擔“創新驅動發展示范區和高質量發展先行區”使命，在體制上如何做到充分的保證和持續的監督考核，還有一定的差距。

　　“國家高新區核心任務是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要求高新區人員具有較強的產業規律識別和判斷能力、較強的產業資源整合和組織能力、充分的學習能力和忘我的工作動力。這些能力建設，需要高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高新區現有的人事考核制度與新時代人員能力建設尚不匹配。”劉會武告訴記者，國家高新區體制法律地位不清晰，倒逼高新區發展與行政區合一，因為行政區具有執法功能，長期以來，使得部分高新區有回歸行政化的趨勢。

　　國家高新區管理體制類型多種多樣，不同發展階段存在不同的改革方向和路徑選擇。高新區“改什么”“如何改”，必須與自身發展階段、主要任務、發展需求以及當地經濟社會條件相適應，與市場機制發展規律相統一。

　　“沒有最好的管理體制，只有最適合的管理體制。”長城戰略咨詢合伙人、新治理研究中心總監石妍妍表示，目前有些國家高新區行政體制改革偏離實際，對市場化改革、要不要管理社會事務等存在跟風、一刀切等現象。

　　比如，一些欠發達地區高新區仍需要政府強有力的加持，卻“超前”開展市場化改革，單純依托市場化力量對高新區進行開發建設運營，顯著增加工作難度、降低發展效率；有些高新區舉市場化改革之名，實則僅僅為“漲工資”；部分高新區尚不具備“剝離社會事務管理職能”條件，仍為之，導致出現降低高新區城市服務水平、與所在行政區相互扯皮的現象。

　　“高新區管理體制改革還缺乏系統設計，存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現象。”石妍妍告訴記者，管理體制改革是系統工程，涉及到領導體制、治理架構、機構職能、崗位聘任、績效考核、薪酬激勵等方方面面，環環相扣，牽一發而動全身，需要強化通盤考慮，注重各方面改革的有機銜接和配套。

　　改革需因地制宜

　　“高效、穩定的管理體制，是國家高新區落實創新驅動發展示范區和高質量發展先行區定位的必要條件和保障。”劉會武表示。

　　“新時代，國家高新區管理體制改革有兩大方向，一是級別更高、格局更高。”劉會武說，比如，深圳、柳州和濟南等高新區都是從所在市角度統籌高新區發展，上海、合肥、成都和東莞等高新區甚至與國家賦予的歷史使命相掛鉤。譬如上海張江高新區與黨中央、國務院賦予上海建設全球有影響力的科創中心統籌發展。

　　“二是大部制、更市場化。”劉會武表示，國家一直推進“放管服”改革，把市政府相關的經濟、財政、創新、土地、人事等相關權限下放到高新區，發揮高新區高效管理的優勢。譬如蘇州、杭州、合肥、成都、西安等國家高新區，面向市場成立的各類基金、新型研發機構、產業聯盟等，很大程度提升了高新區發展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的能力。

　　在多年發展的過程中，蘇州工業園區、杭州高新區、合肥高新區等通過設立包括母基金在內的各類基金，建設基金小鎮，以及圍繞基金開展各項改革和制定相關政策，支持新興產業的發展；先進地區高新區與欠發達地區高新區通過“飛地”經濟、聯合共建等形式，通過資源優勢實現產業協同發展等，都是管理體制機制創新的有效經驗。

　　“國家高新區是我國新經濟發展最活躍、產業生態最領先的區域，要求高新區管理機構決策更快更準，服務更精細更專業，及時響應市場變化和企業需求。”石妍妍表示，市場化和去行政化改革市化改革重點，是指管委會將開發建設、“雙招雙引”、投融資、公共服務等事宜市場化運作的專業職能，交由平臺公司或其他市場化機構承擔，管委會保持精簡高效靈活、內部淡化“身份”和行政管理思維、實行企業化人員管理機制。

　　比如，不少高新區提出深化“管委會+公司”模式，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昆明高新區整合原有投資促進一、二、三局資源、組建成立招商有限公司；濟南、鄭州等高新區實行聘任制、績效考核制和薪酬激勵制人事制度改革。

　　探索法定機構改革，也是目前眾多高新區在探索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摸索出的經驗。石妍妍表示，高新區管委會往往存在法律地位、行政執法主體資格不明確的問題，可通過制定專項地方性法規、實行法定機構改革，對高新區管理機構的法律地位、管理權限、人事管理機制等予以明確。

　　深化“一區多園”模式也成為眾多高新區的選擇。石妍妍表示，《國務院關于促進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提出，“支持打造區域創新增長極”。這表明國家高新區強化戰略引領作用將愈發迫切。同時，基于自身破解空間瓶頸、更好發揮輻射帶動作用、統籌優化區域產業創新布局等目的，越來越多的高新區實行或深化“一區多園”模式，打造更高顯示度的高能級創新性戰略平臺。（記者 李爭粉）

　　 轉自：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