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晚10點半，北京市朝陽區定福莊西街附近，一家小吃店結束當天的營業，店主模樣的男子拉上店門，拎著裝有半袋廚余垃圾的塑料袋，扔到路邊的垃圾桶旁。“廚余垃圾計量收費？看到過新聞，垃圾誰來收，費用怎么算？”男子搓著手，頭也不回地快速離開。

　　廚余垃圾，顧名思義，是指居民日常生活及食品加工、飲食服務、單位供餐等活動中產生的垃圾。近年來，我國廚余垃圾總量逐年遞增，據有關研究機構發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2020年我國廚余垃圾產生量分別達12075萬噸、12775萬噸，其中非居民廚余垃圾總量持續增長。

　　為促進廚余垃圾源頭減量，前不久，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聯合印發《關于推進非居民廚余垃圾處理計量收費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指導地方推進非居民廚余垃圾處理計量收費工作。

　　《法治日報》記者近日走訪調查發現，目前不少餐飲店對廚余垃圾的處理比較隨意，存在亂扔亂拋現象。受訪專家指出，推進非居民廚余垃圾處理計量收費，是通過市場化機制來實現垃圾處理的手段，可以從源頭上減少污染源，避免餐飲行業浪費。

　　廚余垃圾隨意扔棄

　　完善收運處理體系

　　非居民廚余垃圾主要包括餐飲服務企業、單位集體食堂、農貿市場等單位產生的食物殘渣、食品加工廢料等。廚余垃圾有機物含量高，極易腐壞，無序收運處理會影響市容、污染水質、傳播疾病。

　　記者近日走訪北京市朝陽區、豐臺區多個街道發現，路邊不少餐飲店將店內產生的垃圾裝入塑料袋后，直接扔棄于店面周邊空地或回收生活垃圾的桶內，因天氣炎熱，附近氣味難聞，有的塑料袋破損，流出了不少污水。

　　在朝陽區花園閘北里小區附近的一家串店，記者注意到，店家在收拾餐桌時，將消費者留下的食物殘渣、餐巾紙、一次性筷子等扔到店門口一自備垃圾桶內，集中后又扔到不遠處的公共垃圾箱內。至于之后的垃圾怎么處理，店家直擺手表示自己不清楚也不關心。

　　7月20日晚10點多，記者來到朝陽區建國路，在臨街一家餐館前5米外的垃圾桶旁發現，周邊堆放著數個垃圾袋，袋口未收緊，里面裝著剩飯、雞蛋殼等廚余垃圾。不一會兒，有垃圾回收工人將這些垃圾扔進垃圾回收車。

　　“用餐高峰時，平均三四個小時就要清一次剩菜桶。尤其夏天天氣悶熱，清理次數會更多。”在豐臺區馬家堡西路上，記者繞到一家川菜館背后的“廚房重地”，一名正在清理廚余垃圾的員工說。但他對垃圾去向不愿多說。

　　據之前媒體調查，北京非居民廚余垃圾含水含雜率約70%，這既給垃圾運輸帶來壓力，又給后期環保處理增加了難度。從7月16日起，北京對非居民廚余垃圾的計量收費標準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在北京零廢棄發起人毛達博士看來，解決非居民廚余垃圾問題，最重要的是能否完善城市的收運和處理體系，特別是得有專門的、合格的廚余垃圾資源化處理設施。

　　他舉例說，過去，我們垃圾分類做得不太到位，政府的優惠政策大多給了混合垃圾處理，如焚燒、填埋等，而做廚余垃圾處理的企業因為缺乏扶持，運轉困難。因此，應出臺配套政策，吸引投資和支持做廚余垃圾處理的企業發展。

　　“以前，不少廚余垃圾被扔進生活垃圾桶里或投放至養殖場，缺少專門的收運渠道，因此還要建立正規的收運渠道，取締不正規渠道。”毛達說，同時，計量收費落地需要明確收費門檻、費率標準等。

　　超定額累進加價制

　　費用或傳導消費者

　　據了解，相較于其他生活垃圾，廚余垃圾處理成本較高。尤其是我國餐飲結構豐富，導致廚余垃圾成分復雜，增加了處理難度。

　　《指導意見》明確，對非居民廚余垃圾，按照“產生者付費”原則，建立健全計量收費機制。國家發展改革委有關負責人表示，廚余垃圾收運監管體系基本完善的地區，應盡快實現計量收費，逐步建立超定額累進加價機制；其他城市要盡快實現廚余垃圾收運監管全覆蓋，在此基礎上逐步推進收費機制改革。

　　毛達認為，落實計量收費，首先要明確計量，每個單位生產的廚余垃圾應當以臺賬的方式記錄下來，并報告相關管理部門，數量清晰、明確，再對應相關標準，實施收費。

　　“其次是費率問題，原則上應該是誰產生誰付費、多產生多付費。”毛達說，在《指導意見》中有一種定額管理收費，即超過定額就要多繳費，本質上是運用杠桿原理倒逼非居民廚余垃圾產生者將垃圾生產控制在合理范圍之內。

　　多位受訪群眾均支持通過對非居民廚余垃圾處理計量收費倒逼減少浪費。但大家也有疑問：計量收費后，費用會不會轉嫁到消費者頭上？

　　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曹明德看來，按照污染分配原則，非居民廚余垃圾的產生者應當把廚余垃圾的收集、運輸、處理等成本納入產品以及他們企業運行的成本之中。因此，通過價格傳導方式將費用傳導到消費者身上是必然的，也是消費者本該承擔的。

　　“其實，真正產生非居民廚余垃圾的還是用餐的個人。如果要對產生者收費，必然會把費用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毛達說，消費者有責任去處理自己產生的垃圾，價格傳導能提醒消費者，要進行合理點餐，不要產生過多垃圾。

　　毛達說，需要指出的是，制度設計的本質決不是為了從消費者身上多賺錢，而是希望產生積極的互動，減少食物浪費，“如果浪費不需要承擔費用，那對于節約的消費者和企業來說也是不公平的”。

　　實施初期或遇阻礙

　　加強執法嚴格監管

　　北京的公開征求意見把單位集體食堂作為先行調整對象，實施定額管理和差別化收費：低于定額標準50%的，按200元/噸計收；實際垃圾產生量超過定額標準的，超過部分按600元/噸計收。

　　“一旦實施，非居民廚余垃圾將會進入專門的統一的體系中，會有嚴格的計量和記錄，政府部門也會根據具體數量來確定所繳額度，多產生多付費，激勵企業少產生少浪費，形成良性循環。”毛達說。

　　曹明德認為，計量收費機制應當按照市場化的標準來建立，要考慮到垃圾的收集、運輸以及處理的成本、垃圾處理企業的盈利水平以及餐飲企業的經濟承受能力等。運用超定額累進加價機制，可以通過市場化手段反向激勵減少垃圾。

　　他還預測，在逐步建立超定額累進加價機制過程中，實施初期有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和阻礙：首先是思想觀念的轉變；其次是適應過程；第三是原有收費機制與新收費機制之間的銜接過渡問題。“比如在收費過程中可能會出現部分非居民垃圾產生者抵制、欠繳甚至虛報垃圾數量等情況，這需要相關部門有應對措施。”

　　對拒繳欠繳垃圾處理費的非居民單位，曹明德認為要依法依規進行處罰，嚴肅查處非法傾倒、運輸和消納以及不落實登記、計量不規范等各類違法違規行為。

　　“有效監管是個難題。既要提高執法部門的執法能力，也要豐富執法部門的執法資源。”曹明德說，執法部門應定期或不定期對非居民廚余垃圾處理情況進行檢查，密切關注處理行為，一旦發現不合規行為，要立即查處。

　　毛達認為，最基本的是確定額度以及基本費用，用什么樣的標準來確立額度非常重要。比如一家餐廳廚余垃圾的歷史性產生與一般性產生是有很大不同的，又如小龍蝦餐館與素食餐館的垃圾產生量也會有很大的不同。

　　“不同類型餐飲的垃圾處理額度制定可能不會有絕對的公平，所以制定基準線時需要更加謹慎。”毛達說。

　　多地積極探索實踐

　　把公益性事業做好

　　為促進垃圾源頭減量，不少地方都做出積極探索，也為推進非居民廚余垃圾處理計量收費、最終減少廚余垃圾積累了經驗。

　　最近，上海的不少小區里出現了6立方米的大白箱，可裝下5噸左右的裝修垃圾——原來裝修垃圾一般按房屋套內面積來核算清運費用，試點地區則推行按袋、按箱、按車、按件計價，實行按量收費、按實結算。

　　在浙江，桐鄉市的30個小區已經用上了廚余垃圾處理機，“定時定點”投放垃圾，廚余垃圾實現減量20%的目標。

　　當然，要全面做好非居民廚余垃圾處理計量收費工作，建立完善非居民廚余垃圾收運監管體系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曹明德說，一個地區的非居民廚余垃圾收運監管體系是否完善，判斷標準就是看具體實施的效果。如果收集、運輸、處理都處于良好狀態，實現了規范化，主管部門、執法部門嚴格落實執法監督，那就證明該地區收運監管體系較為完善。

　　“過去，一些非居民廚余垃圾被有償回收，一般會被送至養殖場作為飼料，還有一些被直接扔進生活垃圾中，說明監管體系尚未到位。”毛達說，完善收運監管體系最重要的是確保專門收運單位能夠將所有廚余垃圾回收。

　　“非居民廚余垃圾處理應該逐漸采取市場化運行、企業化管理、政府適當補貼的方式來進行，通過充分的市場競爭，比如公開招標的方式來獲取非居民廚余垃圾處理資格，這樣才能長期有效地把這項具有公益性質的事業做好。”曹明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