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救本土“地方豬”

“現在的原種豬很多是靠進口。這種格局必須改變，我們必須要有自己的種豬。”在2021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再次呼吁“豬芯片”問題。他列舉了“豬芯片”的九大問題，包括育種體系不完善、投入嚴重不足、地方豬資源開發利用不足等等。

正如芯片對手機的重要性一樣，“豬芯片”就是當前豬產業亟待解決的問題。劉永好指出，種豬長期依靠進口，直接影響了我國在非洲豬瘟沖擊后產能恢復的質量、速度和效益，也極大地制約了我國豬產業的發展。

種豬的脆弱性，對一些地方豬來說更為嚴峻。自非洲豬瘟來襲后，曲宏宇的保種場就“穿”上了層層盔甲。與全國幾十個地方豬種的保種場一樣，他的威海市煙臺黑豬保種場也進入“戰時”模式。保種場建了一圈一米五高的圍墻，將場區與村莊、道路隔離開，場內的辦公區、生活區與養殖區也同樣用圍墻隔開。曲宏宇與工作人員吃喝拉撒全在保種場里，很少出去。每天從生活區進入養殖區都要進行全身消殺、換上防護服，出來也是同樣的步驟。外面的人如果想進保種場，多數只能在隔離之后進入辦公區，養殖區成為禁地。

面對發病率、死亡率最高可達100%的非洲豬瘟，保種場比普通生豬場的危險要高得多。曲宏宇說，“一旦出現非洲豬瘟，從個人角度說，幾年的投入都白費了；從地方豬種角度說，這個種就沒了。”

急速下降的地方豬群體

曲宏宇的養豬生涯，在經歷了一次滅頂之災后，做出了路線轉換。

他最初養的是外來“洋豬”，1995年，一場豬瘟襲來，一百多頭外來豬全軍覆沒，只剩6頭親戚送的本地豬孤零零地活著。村里的長輩告訴他，活下來的是煙臺黑豬，抗病性比外來豬好。

為防止再一次的全軍覆沒，曲宏宇開始養起了煙臺黑豬。這是“逆潮流”的行為，村里人都在養外來豬，只有他養本地豬，在追求“量”的年代，注定賺不了什么錢。好的年景，能維持家里和豬場的開銷，壞的時候，曲宏宇連飼料都買不起。撐不下去的時候，他曾想著連豬帶場五萬元賣出去，但哪怕是這個價，當時也沒人愿意出。

地方豬生存之難是在短短三十年內形成的。在湖南長沙的寧鄉市有句古語，“寧鄉人會讀書，寧鄉人會養豬”，寧鄉人家素有養母豬、賣仔豬的傳統。該市畜牧水產事務中心副主任張英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上世紀80年代，寧鄉幾乎家家戶戶都養豬，也就是當地的寧鄉花豬，許多人家也靠賣仔豬賺錢。而到90年代中期，隨著國外的外來豬進入，寧鄉花豬逐漸失去了市場份額。

這是市場行為，也是政策驅動。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包括豬牛羊禽等在內的每年人均肉類消費量，農民為6公斤，城鎮居民為18公斤，豬肉消費在其中占80%以上。中國畜牧獸醫學會養豬學分會理事長、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研究員王立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隨著改革開放推進，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我國的養豬市場主要開始解決量的問題，且大力推廣瘦肉型豬。

因此，瘦肉率高、出欄快的外來豬，尤其是人們后來所熟知的原產丹麥的長白豬、原產英國的大白豬、原產美國的杜洛克豬在國內逐漸推廣開。數據對比非常明顯，外來豬五六個月可以出欄，地方豬則要一年；外來豬的瘦肉率有63%~65%，地方豬則往往只有40%。對養殖戶來說，投入同樣的成本，養外來豬更快、賣價更高。

外來豬逐漸占據了中國市場，并形成市場占有率高達90%甚至95%的局面。中國的每年人均豬肉消費量也從上世紀70年代起逐年攀升，在2014年達最高峰41.81公斤。學界從上世紀末開始不斷呼吁，應保護我國的地方豬品種。

常常找父母借錢來維持豬場運轉的曲宏宇，很想知道煙臺黑豬到底值不值得自己養下去。2008年，山東省畜牧業博覽會在濟南召開，他驅車500公里，用后備箱拉來3頭特征明顯的煙臺黑豬參會。省畜牧獸醫總站、青島農業大學的專家們都大吃一驚，他們已經許多年沒有見到血統純正的煙臺黑豬了。曲宏宇后來聽說，專家們曾輾轉多地尋找煙臺黑豬，都無功而返，以為煙臺黑豬已經滅絕。一名專家連連囑咐他，一定要把煙臺黑豬保護下去。

當時，我國的地方豬品種局面十分慘淡。“十二五”規劃曾公布一組數字，我國88個地方豬品種，85%左右的群體數量呈下降趨勢，31個豬品種處于瀕危狀態和瀕臨滅絕。過去家家戶戶都養豬的寧鄉，本來有幾十個公豬家系，但在那時僅剩下7個家系。畜牧專家循著過去仔豬外銷的路徑，在外市找到了3個家系，將寧鄉花豬的群體恢復起來。

2010年前后，四川農業大學動物科技學院的團隊曾到四川巴中市通江縣的青峪鄉，挨家挨戶尋找當地豬種青峪豬。四川農業大學動物科技學院黨委副書記朱礪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最終結果既讓人失望，又讓人慶幸。純種青峪豬少得可憐，團隊只找到了1只公豬，4只母豬，多數都已與外來豬雜交。后來，他們用了幾年的時間，每年往更深的山里找尋，才陸陸續續又找回了一些青峪豬。

地方豬遺傳資源保種場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建立的。自2008年起，農業農村部先后公布了七批國家級畜禽遺傳資源基因庫、保護區和保種場。截至2019年6月，共有83個地方豬種被列入國家畜禽遺傳資源目錄，已建成國家級地方豬遺傳資源保種場55個、保護區7個、國家家畜基因庫1個，各地也建設省級地方豬保種場(區、庫)80余個。

然而，扭轉地方豬的慘淡局面并不容易。從“十二五”規劃到“十三五”規劃期間，更多的豬品種——37個豬品種處于瀕危、瀕臨滅絕或滅絕狀態，其中橫涇豬、虹橋豬等8個品種已經滅絕。

另一組數據或許更加直觀。四川省是生豬大省，2020年生豬出欄量達5614.4萬頭，位居全國第一。同時，四川也是我國的畜禽資源大省，目前共有6個地方豬品種資源。四川省農業農村廳種業發展處處長楊春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1995年到2019年，四川省地方豬數量從221.93萬頭減少至85.91萬頭。其中，農區的地方豬種在1995年、2005年以及2019年的數量分別是188.61萬頭、61.99萬頭、8.46萬頭。

楊春國說，兩三年前，在省內針對保種場的一次座談會上，負責人們紛紛表示，保種工作效益很低，保種場只能勉強維持。這也是國內不少保種場的現狀，養地方豬并不賺錢，甚至養得越多、虧得越多。有一些保種場甚至只能將保種群體維持在政策允許的最低數，也就是100多頭。如何讓保種場長期運轉下去，是地方豬必須解決的生存難題。

“團滅”的風險依然巨大

非洲豬瘟的來襲，讓地方豬面臨的局面更為艱難。朱礪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因市場選擇，農民更愿意養收效高的外種豬，地方豬往往只能在保種場里見到。通常來說，一個地方豬種只有一個保種場，一旦保種場發現非瘟病例，按照相關規定，需整場清群，這意味著該地方豬種的“團滅”。即便不清群，一旦非瘟在保種場內發生傳播，在目前國內一些保種場僅有百余頭豬的情況下，地方豬的種群數量也會被影響。

當前，非洲豬瘟并沒有有效的疫苗和治療方法，對豬場來說，構建生物安全體系是唯一有效的防控手段，但中國的保種場不少都存在生物安全體系不健全的問題。朱礪介紹，保種工作講求原產地保護，許多保種場都位置偏遠，且因保種工作公益性為多，效益不佳，保種場大多規模有限，生物安全體系構建地不規范，面臨非瘟的風險比規模化的養豬場更高。為此，各保種場與曲宏宇的威海市煙臺黑豬保種場一樣，開始構建生物安全措施。像威海市煙臺黑豬保種場這樣嚴陣以待的地方豬保種場，在中國有一百多個。

除此之外，農業農村部以及各省市還出臺了一系列其他保護措施。2018年末，農業農村部提出了三公里的紅線要求，即保種場周邊三公里范圍內，所有養豬場都要建立生物安全措施，消除風險隱患。更重視的，以湖南為例，用2000萬元資金作為補貼，清退保種場及核心育種場周邊三公里內的散戶。

正因為“一種地方豬往往只有一個保種場”的稀缺性，各省開始不再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建設備份場，將每種地方豬一分為二地保存，是最先出現的思路。楊春國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介紹，備份場的選址思路很樸素，最先考慮的就是防御距離，即備份場應足夠偏遠，人跡罕至，隔離封閉條件比較好。因備份場的建設需要一定時間，一些情況危急、僅有百余頭存欄量的地方豬種使用了更原始的方式——將部分群體分散送往大山深處的多家農戶，萬一保種場清群，將來還能從農戶手中收集回來，再次擴繁。

某種程度看，這不亞于一場與時間和瘟疫賽跑的搶救行動，甚至必須做好最壞的打算。萬一保種場、備份場甚至農戶散養的所有地方豬，活體保護全部失敗，地方品種怎么恢復？農業農村部指出，應采集保存我國地方豬品種的遺傳材料。

許多省開始布局地方豬的種質資源庫，冷凍種公豬的精子、能繁母豬的卵母細胞以及胚胎。不過，朱礪指出，這三種保存方式都有其先天缺陷。精子、卵母細胞只能保留50%的遺傳細胞，胚胎的獲取則限于當前的技術，只能通過屠宰來進行，這無異于殺雞取卵，對現有的地方豬種有傷害。因此，包括四川在內的一些省份在此基礎上，通過體細胞采集，試驗地方豬的克隆。這樣，即便未來出現了活體保存團滅的最壞結果，地方豬種也有可能被恢復。

中國畜牧獸醫學會養豬學分會副理事長、中國農業大學教授王楚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作為農業農村部豬品種資源委員會專家，他尚未聽說因為非瘟導致中國某種地方豬種滅絕的情況。不過，他也表示，直到現在，滅種的風險依然是巨大的，不排除未來發生的可能性。

在保種場內，地方豬的種群數量減少，已成為嚴峻的現實。根據我國對地方豬保種場的相關規定，為防止近交衰退，母豬應在100頭以上，公豬12頭以上，三代之內沒有血緣關系的公豬家系數不少于6個。但從各保種場的實際情況來看，原本就種群規模偏小，公豬家系數不多。

四川農業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姜延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非瘟的影響來看，各地方豬保種場盡管在群體數量上通過擴群而得到了基本恢復，但從群體結構組成和遺傳多樣性的角度來說，其家系數和遺傳多樣性已遭受較大的沖擊。可以肯定的是，未來，我國的地方豬存在著較大的近交衰退、品種退化的威脅。重建譜系圖、厘清家系，是接下來亟須通過基因測序等現代生物科技手段來做的工作。

地方豬能占據中國人的餐桌嗎？

曲宏宇的煙臺黑豬有兩種商業模式，一種賣做種豬，一種育肥之后，賣做商品豬。前者在非瘟之前，并無多少銷路。養豬的人都清楚，養外來豬、賣外來豬更賺錢，因此，愿意買地方豬做種豬的人很少，多年來，曲宏宇的種豬也始終賣不出高價。

非瘟來襲后，這種情況才略有好轉。外來豬的進口受流通限制，且許多人聽說地方豬的抗疫病能力更強，因此曲宏宇的種豬銷量和價格都有所增長。2020年，僅是售賣種豬，曲宏宇的流水就有幾千萬元，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不過，相較外來豬種在非瘟之后每頭種豬上萬元的定價，地方豬的種豬依然只能賣五六千元。

商品豬的銷路也有限。近些年來，隨著中高端消費群體對豬肉的需求從“量”轉變為“質”，曲宏宇瞄準了這部分人群，建立自己的品牌，在本地售賣土豬肉。但因為養豬周期長、成本高，他的定價也高。以排骨為例，大概75元一斤，而外來豬排骨，北京新發地市場3月20日平均報價則在25元一斤。對于非一線城市來說，比普通豬肉貴一到兩倍的定價使得消費群體有限。

也有的保種場選擇將土豬肉跨省販向一線城市。朱礪說，四川青峪豬的保種場在規模擴大之后，就將目光投向了廣東省。一方面，廣東人對吃很講究，另一方面，消費水平更高。在非瘟之前，普遍定價在70多元的青峪豬土豬肉在廣東省銷量極佳，但隨著非洲豬瘟來襲，我國禁止生豬跨省調運，青峪豬的銷售碰到問題，同樣價格在四川省內賣得并不太好。

姜延志指出，對地方品種而言，商業化之路可能還是要走雜交育種之路。在保留好地方品種的核心種豬群體之外，還應充分挖掘地方品種特異性性狀，與引入品種雜交，新培育的品種既可以保存地方豬的肉質優良等特性，又能提高綜合生產效率。

他以瘦肉率舉例，地方豬種瘦肉率經本品種選育達到43%，已經是很高的水平，但距離洋豬65%的瘦肉率，還差得很遠。而他所在的團隊對成華豬和外來品種雜交選育，毛色、口感保留了地方品種的特性，瘦肉率卻提高到了52%，出欄時間也加快至六七個月。新品種相較地方品種，養殖成本整體下降，市場定價也就可以更親民。目前，新品種在成都售賣的價格是外來豬的1.5倍到2倍，去年的出貨量達5萬頭。

不過，幾位受訪專家都指出，地方豬的保種工作，首先是為了保住基因庫，將來需要用的時候，可以把它用起來。對現階段的中國來說，地方豬最大的商業用途是優質肉市場，占市場份額5%到10%，未來或許可以提升到20%到30%，但短期內不可能占據中國人的餐桌。

朱礪認為，無論社會發展水平再高，任何國家都會存在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對這部分人來說，外種豬才是最高效實惠的，沒有必要非要把外種豬擠下中國人的餐桌。王楚端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杜洛克、長白、大白這三個品種的豬，全世界都在使用，并沒有哪個國家因為用這三個品種來生產本國豬肉感到可恥，我國可以結合本國特點，向中國市場的需求進行選育。

劉永好提出“豬芯片”問題的背后，是中國2020年從國外引入種豬數量創新高，達3萬多頭。種豬們乘坐包機飛抵中國，每只成本三四萬元。其癥結并不是中國市場上的種豬是本土品種還是外來品種的問題，而是種豬并未建立起完善的選育體系。

選育是一個需長期投入的工作。朱礪指出，豬的所有性狀都有正態分布，對豬來說，這個分布在中間狀態是最好的。但從人的角度來看，瘦肉率越高、豬的生長周期越短，經濟效益就越好。一代代選育的過程中，豬的各項性能實際上落在了偏態分布上，一旦停止選育，性能就會發生衰退，落回中間狀態。因此，只要人們還在吃豬肉，選育就一刻不能停止，時間、精力以及資金須持續不斷地投入。

中國的外來豬選育工作，從上世紀80年代，中國大面積推廣瘦肉型豬才開始。而西方發達國家則從一百年前就已開始系統的育種工作，平均水平的差距是必然存在的。

此外，上世紀末，隨著洋豬大量進口，許多原本沒有的疫病也進入中國。相較國外，中國養豬場的規模化之路走得較晚。直至2018年，年出欄500頭以上的生豬規模養殖戶(企業)比重才超過50%。西方發達國家年出欄量500頭以上的生豬規模養殖戶比重早已超過90%。王立賢指出，中國養豬場的疫病防控難度比西方大，育種工作的開展也因此更有風險。

實際上，近些年來，中國已有一批有實力的企業開始布局育種技術，水平也并不低于西方發達國家。朱礪說，四川的一家公司曾在2013年從加拿大引回一批種豬，經過多年高強度選育，2016年時，這批種豬各方面的性能都已超越原產地的種豬。

不過，中國種豬市場對育種的回報相較西方發達國家并不高，存在優質不優價的問題。幾位受訪對象均指出，因規模化不高，養豬散戶占據了大量市場，他們對種豬的價格十分敏感，對經過選育、質量更好但價格更高的種豬并不青睞。相較而言，種豬企業更愿意走另一條輕松的路，從國外進口種豬、擴繁一兩代賣出、再進口種豬，無需選育技術，來錢更快，也就形成了對進口種豬的依賴。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中國的種業問題，在“有沒有、保生存”這個問題上，不像很多方面想象的有那么大的危機，但在“好不好、高質量”方面確實有差距。

王立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和外國在種豬問題上，不是0和1的博弈關系。中國已有一定的產業基礎，即使國外種豬全部斷供，中國的產業會受到一定的影響，但不會造成毀滅性影響。不過，中外育種領域的差距，才是真正值得擔憂和重視之處。

唐仁健指出，農業農村部正在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制定打好種業翻身仗行動方案，力求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實現重大突破。劉永好也建議，希望政府盡快出臺“中國種豬”重大項目研發和推廣補助政策，以“企業先投入、國家補一半”的原則鼓勵種業企業積極投資發展種豬研發、基礎設施、人才培養、國際合作等攻關項目，在具備相關能力的情況下申報攻關育種項目，國家按照相關標準評估確認后給予補貼。

不過，朱礪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不能因為害怕“卡脖子”，主動斷絕從國外引進豬種。適當的引種是好事，可以在其良好性能的基礎上進行改良。因此，引種和選育應兩條腿走路，加強選育工作，確保我國的技術水平不比國外低，再通過引種，提高種豬質量，形成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