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開局之年，我國財政政策走向備受關注。日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釋放明確信號：“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保持適當的支出強度”。與此同時，在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提質增效”的基礎上，特別增加了“更可持續”的表述。

　　對此，多位業內專家指出，“提質增效”和“更可持續”成為2021年財政政策的兩大關鍵詞。預計明年將統籌考慮財政發展和財政安全問題。財政支出保持適當強度，重點支持國家重大戰略，在促科技創新、經濟結構調整、調節收入分配三方面主動作為。與此同時，減稅降費將更多向改革要空間，財稅體制改革推進有望成為一大看點。

　　在即將過去的2020年，我國實施提質增效、更加積極有為的財政政策。財政赤字、抗疫特別國債、專項債“三箭齊發”：一般公共預算赤字規模增加1萬億元；發行1萬億元抗疫特別國債；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增加1.6萬億元。與此同時，全年新增減稅降費預計將超2.5萬億元。在疫情大考的特殊之年，上述特殊舉措為我國經濟持續復蘇提供了有力支撐。

　　“宏觀經濟政策配置要‘對癥下藥’，周期性的問題要用周期性的辦法去解決；體制性的問題要用改革的辦法解決；疫情沖擊綜合了多方面的問題，需要超常規的特殊辦法加以對沖。”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高培勇22日指出，2021年我國經濟運行的矛盾中，疫情沖擊這項發生了變化，宏觀政策安排必須也作出相應調整。“不急轉彎”的前提是要“轉彎”，只是轉彎不能太急切。

　　對于財政政策而言，高培勇認為，要統籌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統籌財政發展和財政安全，這是一個深刻考量，也是我們發展新征程中更加重要的著力點。財政安全可以理解為財政可持續發展的更高要求。

　　粵開證券研究院副院長、首席宏觀研究員羅志恒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中國經濟持續恢復，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就業提前超額完成年度任務，供需之間、消費與投資之間、工業與服務業之間、金融與實體之間的均衡性逐步提高。刺激性的政策必須根據形勢變化而退出；近年來我國大規模減稅降費疊加經濟增速下行，導致財政收支緊張，必須平衡好減稅降費與財政可持續性的問題。

　　“提質增效”“更可持續”也對“把錢花在刀刃上”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適度保持支出強度”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明年財政支出的重點方向：“增強國家重大戰略任務財力保障”“在促進科技創新、加快經濟結構調整、調節收入分配上主動作為”“黨政機關要堅持過緊日子”。

　　對此，羅志恒表示，這主要是因為當前經濟恢復的基礎仍不牢固，落實“六穩”“六保”以及推動改革仍需要大量剛性支出。同時，黨政機關仍過“緊日子”，背后是理念的變化和支出結構的優化。

　　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李旭紅對記者表示，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國內外經濟均造成了較大沖擊，我國精準施策，經濟逐步回暖、轉向正增長，這為我國“十四五”開好局緩解了困難。但從經濟發展規律看，疫情沖擊影響還存在一定滯后效應，因此必須給予經濟修復的時間及空間。在此關鍵時期，宏觀政策應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給市場主體足夠的信心及預期，以支持經濟的復蘇與繁榮。

　　在她看來，2021年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減稅降費、財政資金直達基層、專項債等多項措施，可減輕市場主體負擔，穩定經濟的基本面，使企業、經濟及財政均實現可持續性發展。此外，財政政策應與“十四五”發展戰略目標相匹配。其中，統籌財政資源的優化配置，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是重要的內容。

　　明年減稅降費如何繼續發力？業內表示，從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要落實減稅降費政策”到今年會議提出“完善減稅降費政策”，預計明年會綜合考慮可持續性，更多向改革要減稅空間、發展空間。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表示，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可持續”，通常理解為政策實施要留下余地，不要打光“子彈”。在他看來，更為重要的理解是，財政政策要通過改革創新的方式主動擴展政策空間。他表示，減稅降費應該和稅制的完善結合起來，而不是僅僅作為短期政策，包括社保體制的改革，稅收收入制度的改革等。明年要更多通過改革的方式、通過稅制改革來完善減稅降費政策，推進結構性減稅降費。

　　高培勇認為，新發展格局背景下，立足于擴大內需，需要調節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格局。在他看來，從優化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的目標出發，加速構建新的發展格局，需要在提高直接稅比重方面下大氣力。

　　“明年財政政策的著力點將從減稅降費轉移到財稅體制改革以及發揮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作用，在推動科技創新、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調節收入分配上主動作為。”羅志恒指出，持續減稅降費導致邊際效應遞減，減稅降費的效果必須依靠其他結構性改革才能共同起作用。近年來經濟發展和宏觀調控越發注重運用改革的辦法，財稅體制改革是結構性的改革，空間更大、效果更好。（記者 孫韶華實習生 王惠民）

　　 轉自：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