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高校合并真的可以帶來“規模經濟效應”嗎）

　　伴隨著國家“雙一流”工程的推進，一批高校和所在地方紛紛卷入到了新一輪的“雙一流”競爭之中。而通過何種方式來盡快推動高校自身科研水平的提升，是“雙一流”建設中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在所有的方式之中，高校合并常常被人們認為是一種“便捷的手段”。因為，通過簡單地將多個學校合并，就可以迅速做大規模，帶來“規模經濟效應”。因而，各個地方對于高校合并的興趣被重新點燃，紛紛出臺文件，意圖“重組”“合并”所轄高校來獲取國家的政策支持，提升當地科研水平，擴大地區知名度、助力經濟發展。

　　從世界范圍來看，高校合并的根本目標在于通過“合并”整合資源，從而帶動規模經濟效應，提升高等院校的教育水平、科研水平和競爭力。因此，早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高校合并作為政策工具就已經出現在了各國高等教育系統當中。然而，就高校合并是否能夠真正帶來規模經濟效應，推動高校的科研水平和競爭力提升，卻一直存在爭議。

　　理論上講，高校合并會促使原有高校共享學術、學科資源，實現優勢互補，加強學術交流，進而使得高校運行的平均成本下降、教學科研的平均產出上升，從而帶來“規模經濟效應”。

　　然而，高校合并作為一種代價高昂的組織重構，既關系到利益調整、權利分配、人事變化等敏感問題，也涉及教育發展規律、學科自身邏輯、學校科學管理等一系列問題，其結果會受到外部政治壓力、各單位背景及其文化、領導者的個人特征等的多重影響，往往難以取得預期效果，甚至帶來“規模不經濟”。

　　第一，高校合并的終極目的是實現規模經濟效應，但是對于一個大學究竟應該有多大的規模并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且不應該從單個維度來考量。所以，高校合并的最優規模往往難以確定。

　　第二，高校的合并需要文化的融合作為前提。高校合并中的相關方，需要從文化的相同核心出發，在保證文化多元的基礎上，構建文化的統一進程。但是，因高校專業性和歷史發展而導致的文化獨立性，會對高校合并帶來的文化重構和融合具有天生的排斥和抵觸。同時，由于高校工作的特殊屬性，高校學者相較于其他專業組織人員，擁有更大的行為自主權和異質性，因此文化的融合尤其困難。

　　第三，合并作為一種組織變革，不可能取悅于所有的利益相關者，沖突和妥協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參與者的個人特質都會深刻地影響整個系統，高校合并不僅不是文化矛盾的安置地，反而是文化沖突的制造廠，這使得合并的效果變得更加不可預測。

　　在我們的一項研究（Kang and Liu，2021）中，我們采用了《中國高等學校科技統計資料匯編》中1993-2013年431所高校的面板數據，利用雙重差分方法對高校合并的科研績效進行研究。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顯示，高校合并對于多項科研績效指標均顯示出顯著負向影響，并且，這一效果并不因為合并類型的不同而改變。在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之后，上述結論依然成立。這意味著，高校的合并未能有效推動高校科研水平的提升，不僅不能夠帶來規模經濟，反而有可能誘發規模不經濟。

　　為什么高校合并難以提升科研水平呢？從國際經驗來看，只有合并高校之間的深度融合、減少重復、共享資源，才能真正將相關高校的優勢集中起來，形成規模效益。但是，從中國高校合并的現實來看，大部分高校之間并沒有實質性合并，而是以“高校聯合體”的狀態存在。 總體來看，合并動機背離初衷、合并過程缺乏規范、合并后學術交流通道不暢，構成了中國高校合并規模不經濟的主要原因。

　　第一，中國高校合并的動機背離初衷。

　　高校合并的動機會極大地影響到合并的實際效果。起源于20世紀90年代的高校合并潮固然有通過合并實現“規模經濟效應”的考慮，但是，更多地卻源于另外一些因素：

　　一方面，在中國特色的高教體系中，高校作為一個提供公共服務的事業單位，是官僚體制的一部分，高校被人為地劃分為部級、廳級高校，處于不同層次的學校，在學校教育目標、招生、課程設置、師資、教學條件、畢業生就業、工作待遇、可支配資源等方面會有明顯的差別。因此，各個高校均意圖通過合并來擴大規模，實現辦學空間、辦學等級的提升。

　　另一方面，自從“211工程”啟動后，各個高校為了從國家爭取更多的辦學資源，紛紛加入到“211工程”的申請當中，但是“211工程”評估又對諸如博士點、教授數、院士數、專業數、學生數、投入數、固定資產、成果數等有著硬性要求，為了入選“211工程”，地方政府和高校出于功利目的通過“合并”來“湊指標”，由此就形成了大規模的高校合并。由于體制運行的類同性，這一邏輯也自然延伸到了“985工程”、“雙一流工程”等的申請中。所以，一定意義上講，中國的高校合并并非完全出于自身學術、科研實力原因的自發舉動，更多的是功利主義下目標短期化的產物。

　　第二，地方政府對合并過度干預，但同時又缺乏科學規劃的內在動力和能力。

　　中國高校在財政來源和建設用地等方面都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地方政府。盡管地方政府缺乏對于高等教育的理解和把握，但是，地方政府手握對各個高校發展至關重要的資金、土地、編制等資源。地方政府出于政績需要開始推動高校擴大規模，并對合并的高校給予大量政策優惠，實施“誰合并，誰得益”的政策導向。

　　在這一背景下，各個高校擔憂因失去政策福利而失去發展機會，紛紛參與合并，這進一步助長了其中的投機行為，造成高校合并的過程過快、過猛，且缺乏科學合理的指導。在這種氛圍下，高校之間的合并缺乏系統的考察和論證，甚至出現了高校之間的“拉郎配”。高校合并多是行政計劃推動的結果，效率很高，卻產生一系列后遺癥，并未起到“1+1>2”的效果，合并之后高校貌合神離，內耗嚴重。這種政府主導的合并行為，由于缺乏科學規劃的內在動力和能力，一方面，造成學科建設重復、支出劇增，導致規模不經濟，另一方面，一些被合并的院校異質性過強，水平差距過大，反而加劇了學術交流的困難程度。

　　第三，高校合并之后的文化沖突問題極大地阻礙了學術交流。

　　高校合并之后，更為緊密深入的學術交流是保障科研績效提升的重要機制。從理論上講，合并有利于高校之間的學術交流，而優勢互補的高校合并更是為跨學科交流提供了機會。但是，如果合并后未能較好的融合，便會堵塞高校內部的學術交流渠道。學術交流的核心是學術人員的交流，背后需要有統一的校園文化做支撐。

　　高校合并前，各個高校往往已經具有長期的辦學歷史，形成了大相徑庭的辦學思想和校園文化，合并高校在辦學理念、價值觀念、校園精神、管理制度等方面的不同使得文化隔離現象嚴重，不利于合并學校的整體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更為重要的是，高校合并的核心是資源的重組配置，中國高校單位組織內部的權力結構具有高度穩定性，對組織重構有天生的抵觸和阻滯。如果不是自愿自發的組織重構，原有的權力結構勢必會阻礙單位內部資源的重組配置，這些會直接影響科研平臺的共享和科研成果的交流，從而難以實現預期效果。

　　那么，為什么高校合并并不能夠帶來預期的科研水平提升，而各個高校又有動力合并呢？從現實來看，高校合并之所以多年持續不斷，是多方利益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國家希望通過高校合并來實現優質教育資源的重新整合，提升高校的教研水平，創建一流大學；另一方面，高校的管理人員也希望“整合資源”，爭取國家建設項目的入選，獲得更多的學科支持和更寬闊的辦學空間。

　　然而，如前所述，高校合并的“規模經濟效應”發揮高度依賴于其融合度，在合并動機扭曲、文化融合困難和學術交流通道不暢的情形下，合并甚至可能誘發“規模不經濟”，帶來科研績效的下降。

　　并且，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高校運行的體制并無根本性的改變，高校內部單位體制和行政官僚色彩依然濃厚，誘發規模不經濟的一系列因素依然存在，如果既有的體制運行障礙不能有效破除，那么，新一輪的高校合并就難免重蹈覆轍。

　　因而，我們的研究所能夠給出的警示是：如果要想未來高校合并取得預期的效果，就必須吸取之前高校合并的經驗和教訓，在破除一系列體制障礙的基礎上，才能夠真正實現“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學科”的目標，為長期經濟增長提供持續動力。

　　（作者劉瑞明為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教授、博導；亢延錕為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

　　 轉自：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