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提出后，各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其中有些認識存在一定的偏差。一種較為典型的誤解認為，中國將要實行閉關自守政策，重走自我循環的老路。習近平總書記為此多次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的相關論述，從理論上清晰地闡述了以下問題：一是過去的經濟全球化是“兩頭在外”利用西方國家的市場；二是在逆全球化浪潮和疫情沖擊的背景下，中國要高舉經濟全球化大旗，就必須開發和利用我們的內需市場；三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為了用內需來更好地聯通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而絕不是為了關起門來封閉運行；四是中國發揮內需潛力不僅可以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而且可以帶動世界經濟復蘇。

　　眾所周知，中國過去以瞄準國外市場進行出口導向的經濟全球化戰略，在40多年中取得了巨大成功。這一全球化戰略的實施，是在客場進行的。為什么沒有在自己的主場進行？因為國內市場發育不足或不良，既無法消化日益增長的供給能力，也無法引導或決定資源配置。因為人均收入低、消費能力差，如果企業僅僅瞄準國內市場，就沒有辦法通過銷售以實現擴大再生產。經濟轉軌中雖然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迅猛增長，但由于國內市場分割或市場主體的信用不足，企業發現我們的國內市場往往是看起來比較大，而實際可利用的規模和效能并不大，企業就更愿意選擇出口銷售。

　　客場經濟全球化為什么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內在的原因是我國在生產要素方面存在著巨大的比較優勢，切入全球價值鏈后進行全球競爭，我們有巨大的競爭優勢。但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后，我們越來越發現在客場進行的經濟全球化，從大國發展的角度看是一種不可持續的戰略。一是過于依賴西方國家的市場，對自身發展資源利用不足，尤其是不能有效地用好自己逐步成長的市場容量這一重要競爭優勢；二是長期進行國際代工，不僅難以在競爭中培育出自主品牌和技術并取得高附加值，而且容易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遭遇某些國家的抵制，喪失發展的自主性；三是我們自身的比較優勢也在發生變化，隨著發展水平的提升，廉價要素不再是競爭優勢，逐步形成的超大規模市場成為真正的優勢。

　　為此，要盡快把在客場進行的、以出口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全球化，升級為在主場進行的、以利用內需為主的經濟全球化。簡單來說，就是要利用內需，對全球開放市場。世界市場或全球市場不是一個地理學概念，不是用區域來劃分的，而是一個開放與否的概念：市場只對本國開放，就是國內市場，如果對全球各國開放，就是全球市場。

　　這樣一來，一是內需就成為實現全球化戰略轉型的工具、資源和手段；二是中國市場成了全球市場后，新一輪的全球化將在我們的主場進行，內需市場開放是更大的對外開放；三是可以利用內需來促外需，即一方面用內需虹吸全球先進生產要素為我所用，發展創新經濟，進行產業升級；另一方面依托于龐大的內需，實現規模經濟和差異化的優勢，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走上去和走進去。

　　這種“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顯然不是不要國外市場，更不是封閉起來搞自我經濟循環，而是要讓國內市場在資源配置和經濟成長中起決定性作用，改變中國參與國際產業競爭的形式、方式和途徑，不僅要以國內大市場體系循環代替“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單循環格局，而且要讓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鏈接起來，以國內市場發展和壯大促進和帶動國內企業參與國際市場循環。顯然，這是跟客場經濟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發展戰略。

　　推進在主場進行的經濟全球化，其意義在于：其一，有助于促成將我國處于分割狀態的“行政區經濟”聚合為開放型區域經濟，把區域分散狹窄的市場聚變為國內統一強大規模市場；其二，從利用別人市場轉變為利用自己市場，從根本上轉變了我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模式和機制，在發揮比較優勢的同時實現產業發展的自主可控要求；其三，國內強大市場的形成，有利于我國虹吸全球先進創新要素。如果我們可以據此塑造一些吸收全球先進生產要素的平臺，如全球性宜居城市來廣泛吸收先進的高技術人才，那將極大地推動創新經濟格局形成，從而有利于實現產業鏈向中高端攀升和經濟高質量發展。

　　可見，實施在新場地展開的經濟全球化戰略，其基本前提是假設國內形成了強大的內需或超級市場規模優勢，且這個市場可以給全球的資源和要素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未來我們新的戰略資源觀，也要由過去要素的性價比高的比較優勢，轉向現在的國內強大市場優勢。未來國內強大市場甚至可能是我國的絕對優勢，是國家產業安全的保障和競爭力的來源，必須在十四五國家戰略規劃中給予充分重視和利用。

　　從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十九大報告，都提出要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讓內需規模名列世界前茅。從市場的量方面看，我國現在內需接近100萬億人民幣，其規模不能說小，但是內需的結構方面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內需中消費比重低、投資比例過大，如2019年最終消費占比為55.4%，同期資本形成占43.1%。與發達國家最終消費一般占70%、甚至80%以上相比差距很大；二是不僅人均GDP水平與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之間差距較大，后者水平較低，而且可支配收入分配結構嚴重失衡，大約有6億人口處于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左右的水平，這部分人口的消費水平相應也很低。從市場的質方面看，我們還沒有真正建成統一、競爭、有序、開放的市場體系，行政區經濟、市場信用度不足、行政壟斷以及對內開放不足等，是目前中國市場發育中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會給雙循環的企業造成很高的交易成本，阻礙通過內需支撐形成全球產業鏈集群，這需要進一步堅持市場取向改革，尤其是要大力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提出，要重點突破要素市場的改革難題。要素市場改革是中國統一市場形成的難題也是突破口和關鍵環節，從而成為實現中國經濟全球化發展戰略重大調整的基礎。如果無法實現由客場市場利用向主場市場利用的轉型，我們就仍然要把經濟轉型升級和進一步發展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國家和其市場上，這是根本無法實現的任務。因此建成統一、競爭、有序、開放的市場體系，成為形成國內市場為主體、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前提和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