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席卷了全球，讓世界經濟陷入停擺，各國都紛紛按下了暫停鍵，這在近百年來的人類發展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全體中國人民團結一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并付出巨大犧牲后，終于走出了疫情的“陰霾”，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進入常態化防控階段，推遲三個多月的全國兩會也已勝利召開。但由疫情引發的關于人類文明走向和全球治理等問題才剛剛開始。疫情期間，“中國之治”、“中國方案”、“中國范式”、“全球治理”、“人類文明走向”等話題，在理論界、政界等高端精英群體中一時成為熱點話題，作為專門研究中國范式和人類新文明體系達二十二之久的中國頂層智庫拓維智庫及其創始人中國夢思想理論體系原創研究者王毅先生迅速納入人們的視野。為此，一些國內知名的學術大家、全國兩會代表和媒體大咖等在全國兩會前后紛紛與中國頂層智庫拓維智庫創始人、中國夢三五戰略工程組委會執行主席、首都高校博士團首席專家王毅院長就后疫情時代的國家治理、社會重建、中國范式和東西方文化比較及人類未來文明走向等系列問題進行論道或者視頻連線對話。兩會前夕，有關部門輿情與信息安全總局負責人、新華社原內參總編楊兆波先生在北大南門中道講習所與王毅院長就后疫情時代的重建與發展等系列問題進行探討，引起社會高度關注，人民網、新華網、央視網、中國網、鳳凰網等境內外一流媒體紛紛報道。

日前，中國人民大學文藝復興研究院院長、意大利卡拉拉美術學院榮譽院士、意大利達芬奇理想博物館名譽研究員丁方教授亦來到北大南門中道講習所與王毅院長共話后疫情時代的文明走向。雙方就“后疫情時代的人類文明走向”、“中國式文藝復興的必要性”、“東方文藝復興與中國精神和中華文化”、“中國式文藝復興的主體內容”、“中國式文藝復興的解決之道”等五個主題進行了近五個小時的對話。

一、后疫情時代的人類文明走向

王毅院長認為：“突如其來并迅速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演進，世界政經形勢發生劇烈變動，動蕩源和風險點陡然增多。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受到巨大沖擊，世界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全球治理結構中現存的矛盾和問題進一步凸顯，國際秩序遭到巨大沖擊。通過此次疫情讓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一件事情——人類的文明已經來到了一個新的拐點。這是一個新舊交替的年代，這是一個轉型變革的時代，當今世界，正值新舊文明交替之際，亟待建立一套新的全球治理體系。中華文明在應對這次疫情的過程中，展現了其強大的體制優勢。然而，某些西方國家依然對此視而不見，借此疫情，打壓中國。而國內的某些‘公知’也大力詆毀中國體制，否定中國。的確，我們的治理體系存在一些短板。我們的體制具備動員能力強而預警能力欠佳、辦‘大事’能力強而辦‘小事’能力欠佳、執行能力強而原創能力欠佳等特點。我們的制度雖沒那么好，但也沒那么糟，至少不比已運行幾百年之久的西方制度差。因此，后疫情時代我們要‘查缺補漏’，推進我們的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一定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的能力。

此次疫情不僅讓我們清晰地看見了東西方文明的差異，與此同時，我覺得這次抗疫也像是一場中國式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運動。為什么這么說呢?

其一，這次抗疫喚醒了中華民族偉大的民族精神，改變了中國人的政治價值觀，像是一次思想啟蒙，中國人正在出現超越西方新自由主義精神的新覺醒，我們變得更加自信了。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等紛紛涌入中國，思想解放、權利保護、個體至上吸引了無數中國人。不得不承認，這些源于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新思想，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貢獻了積極力量，填補了當時中國人民空白的精神空間，自由民主的思想充斥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當中，我們覺得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在與西方的交往中缺少自信，特別是缺少文化自信。這是因為源于中國本土的文化沒有與外來的意識形態完美的結合起來，甚至被壓制，進而被削弱。西方想通過這種‘文化入侵’的方式來同化中國人，使其產生文化認同危機。今日的‘一國兩制’方針也面臨著同樣的危機。為什么香港回歸23年依然未完成‘23條立法’?為什么香港‘修例事件’持續至今?這其中最為根本的原因就是沒有文化認同，不認同中華文明。為此，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解決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我認為立法是必要的，這有利于維護祖國統一，踐行‘一國兩制’方針制度體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權益。但從長遠來看，我們更應該從文化層面著手，建立中國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港澳臺問題。

追根溯源，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失去了自信。但近年來，特別是十八大以來，一系列的治國理政思想重塑了中華文明的根脈，將源于本土的文化傳統和外來的意識形態有機地結合起來，平衡了政府與市場、穩定與改革、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的微妙關系。中國人變得越來越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這四個自信在此次疫情當中得到了充分的彰顯。每當國家有難時，那些有利于民族發展的文化特質就會凸顯出來。

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上半場暴露了我們制度的一些局限性，下半場凸顯了我們新型舉國體制的優越性，每當國家有困難時新型舉國體制就會發揮巨大作用。新型舉國體制點燃了中國精神，為什么中國可以在一次次苦難中浴火重生?為什么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傳承至今的古老文明?為什么每一次危難中總會有人挺身而出，逆行前進?因為中國精神。它從遙遠的時空而來，一直支撐著華夏民族的未來。中國社會有時看似已是‘信仰崩塌’，但在危機時刻，我們‘舍己為公’的民族魂總是會庇佑著我們。在這次危機之中，逆行者們正在‘以命相博’來保我們平安。如八十四歲談到武漢眼中飽含熱淚，在前往武漢的高鐵上疲勞入睡的鐘南山院士;如那些‘白衣勝雪’奮戰在一線的醫護人員，其中很多是曾被認為是‘崩壞一代’的90后。這些人組成一道道人墻，用自己的生命在捍衛每一個中國人的生命。他們之間并不認識，但卻像親人一樣互幫互助。連接他們的不是宗教信仰，不是血緣親情，而是一種中國人特有的，植根于每一個中國人血脈當中的精神，這就是我們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我們源遠流長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國五千年文明延續的秘密。因此，我說這次疫情是中國文化復興的起點，后疫情時代這種中國文化會全面的復蘇。拓維智庫這22年來也一直在致力于中國的文化復興。拓維智庫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己任，以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為人生目標。‘士人’與‘書生’傳統是我們的精神，‘中國知識體系構建’是我們的使命，‘成為中國軟實力崛起的一代脊梁’是我們的抱負。為此，我們已進行了一系列的理論準備、實踐準備、人才準備和平臺準備。

其二，后疫情時代中國文明將給這個世界以獨特的貢獻，人類新文明體系和新全球治理體系將以此為起點。中國通過建國七十周年的發展，對世界的貢獻正在從器物層、制度層逐步遞增至文化層。事實上，在人類歷史進程中，大致形成了九大文明體系，分別是：中華文明、日本文明(植根于中華文明又吸收了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猶太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自地理大發現以來，由于種種原因，西方文明脫穎而出，成為世界主導的文明體系。不可否認，西方文明為世界各國現代化提供了一條可選擇之路，為維護全球秩序做出了巨大貢獻。但西方文明只是人類文明體系的一部分，西方的經驗也不過是一種‘區域實踐’。其固然有可以普遍推廣的一面，而很多層面則需要與各國的歷史傳統與實踐現實相融。西方文明在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特別是此次疫情更加凸顯了西方文明的某些‘弊端’。西方現代性的致命弱點已然顯現，當今時代的種種危機，都與西方的思維范式有關，種種‘個體中心主義’已讓人類陷入困境中。如，與集體相對應的‘個人中心主義’導致了人與社會的矛盾;與人類相對應的‘民族中心主義’導致了各種文化沖突;與自然相對應的‘人類中心主義’則導致了生態危機。

因此，后疫情時代我們應該在反思西方文明帶來的發展弊端的基礎上，構建人類新的文明體系。中國的發展已經證明，除了以西方文明為載體的西方現代化之路外，至少還存在著另一種選擇，另一條現代化之路。我們認為，作為世界唯一一個五千年文明延續的國度，中國面臨著成為人類新文明的區域試點的歷史機遇，這個試點的名字就叫‘中國夢’。這個試點是兩千五百年未有之變局的產物，屆時，他將誕生與當今西方世界不同，但會至少與之并列的另外一套文明范式。在西方分解式思維范式之外運用中國系統思維范式，在西方話語體系之外構建中國話語體系，在西方知識體系之外構建中國知識體系，在西方式民主之外構建中國式民主。這是一種根本性的創新與創造，而且深植于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中、包含著中國關于現代化的諸多探索與實踐，并且指向于人類的未來。

今天，我們已經成功解決了‘挨打’和‘挨餓’問題，而如何解決‘挨罵’問題就顯得迫在眉睫。我們必須要向世界釋放我們的善意，闡述清楚中華文明與人類文明的關系;闡述清楚中國崛起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的關系;我們必須要在經濟崛起之后，提升我們的軟實力，構建中國國際話語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營造良好的大國形象。”

丁方教授高度贊揚了王毅院長的有關東西方文明的觀點。他認為：“后疫情時代中國要從一個地域文明走出，參與到更廣泛的世界文明的構建過程當中。一個半世紀以前是‘西學東漸’，今后人類文明的走向很有可能是‘東學西漸’。我們不能再簡單地以借鑒西方、勇猛奮進式的‘無根的變革’為主了，而應該更加關注東方歷史傳承性的創新，尋求東西方深度對話。”

二、中國式文藝復興的必要性

王毅院長從中國教育領域存在的問題以及中國文藝復興給世界帶來的影響指出了中國文藝復興的必要性。他認為：“中國在教育領域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有形成一套自己的知識體系。改革開放以來，在人文社科領域我們幾乎全部采用的是西方的知識體系。我們的大學教育，無論是對本科生的培養還是對碩士、博士的培養都是以西方的知識體系為重，缺少本土化的研究。這樣就造成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套用西方的理論來解釋乃至指導中國社會，最后發現根本無法解釋中國社會的現象。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是因為我們在人文社科領域的基礎薄弱，其理論體系大部分是直接從西方移植過來的;二是因為在我們的教育體系里面，各學科之間處于割裂的狀態，缺少最基本的常識教育。學政治的，可能不懂得經濟常識，而學經濟的可能對社會常識了解很少。這是非常糟糕的，我們的專家很多，但系統家很少，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因此，我們現在必須要培養具備中國傳統文化素養，對中國社會現實具有深刻理解和實踐經驗的學者。對此，我們要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它的底層是中華傳統文化，它的中層是中國范式和中國話語體系，它的高層是整個人類的文明體系。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百年多前，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化，我們以謙虛甚至是匍匐的姿態引進了‘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在當時是不得已而為之，這是對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矯枉過正，致使我們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文化自卑’和‘體制自卑’的心態。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百年后的今天，必須要進行一場偉大的文藝復興運動。中國式的文藝復興十分必要，這不僅僅有利于構建我們的知識體系，而且將會對整個人類的文明產生重大的影響，對后疫情時代全球治理體系的構建產生積極的作用。有‘中國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稱的梁漱溟曾說過：人類文化的未來趨勢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同樣，在目睹和洞察了世界的危機之后，很多智者也都認為‘世界的解答在中國’。80年前，大哲學家羅素曾預言，中國將給人類以全新的希望。30年前，大歷史學家湯因比指出中國的‘融合與協調的智慧’將給人類前途以無限的啟示和觸發，并預言中國文明將統一世界。而當代杰出的人文主義者李約瑟博士則說，只有用儒家思想才能解救西方的科學危機以及人文危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則認為‘中國的奮斗就是世界的奮斗’。

我們有理由相信，中華文明將在后疫情時代給人類的文明走向注入新的動力。英國首相邱吉爾有一句名言：‘寧可沒有印度殖民地，也不能沒有莎士比亞。’文化是一個民族之魂，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通常由其文化的底蘊支撐，歐美國家在文明上的遙遙領先，源自五百年前興起的文藝復興。中國雖飽經滄桑，歷經磨難，但依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因為我們強大的文化凝聚力。因此，后疫情時代中國應該率先在文化領域復興。后疫情時代，人類的文明將面臨更大的考驗。不僅僅是東西方文明之間的差異等問題，還包括人與自然、人與自身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為此，我們要多方尋找解決之道，而文藝復興就是其中之一。中國的文藝復興應該為后疫情時代全球治理、人類文明的走向指出方向，提供解決之道。在此基礎上對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內建構‘三重和諧’(人與自然和諧、人和人和諧、人與自身和諧)與‘五位一體’(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三和五治’的社會”。

丁方教授對王院長關于中國教育的弊端的看法感同身受，并高度贊揚了王院長對中國文藝復興必要性的獨到見解。丁方教授說：“確實是這樣的，我贊同你的觀點。現在的教育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缺少學術上的原創，專心做學術研究的人很少了。中國在教育領域應該推行文藝復興。從表層看，文藝復興是指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復興，但實質上，它是一場‘創新’遠遠大于‘復興’的思想文化運動。著名哲學家、國學大師湯一介也曾說：‘以歷史的經驗預測未來，21世紀初是中國文藝復興的前夜。’走向世界的中國如何重塑文化自信?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重新確立自身傳統文化的價值與尊嚴，才有可能找回文化自信。而當下，只有學者型藝術家才能承擔構建文藝復興高峰的使命。因此，最為根本的還是在教育，我們應按照‘學者型藝術家’的目標來進行新型人才培養，特別是綜合大學的藝術學院，應發揮綜合學科優勢，培養知識結構打通文、史、哲，涵蓋藝術學下各學科的綜合性人才，如此才能承擔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成為實施東方文藝復興偉業的參與者和踐行者。”

三、東方文藝復興的源頭與中國精神和中華文化

王毅院長在談及東西方文藝復興的源頭時指出：“中國式文藝復興的源頭應該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稷下學宮。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稷下學宮是中國文化的源頭，奠定了今天的中華文明的根基。稷下學宮是人類文明史和中華民族偉大精神支撐的坐標。天下學術，皆出‘稷下’。這是中國文明史的奇跡，更是世界文明史的奇跡。稷下學宮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學府，是我國最早的社會科學院和智囊機構。它作為當時百家學術爭鳴的中心園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學術爭鳴局面的形成。在最興盛之時，云集了儒、道、法、農、名、兵、陰陽等各家各派有影響的學者，如孟子、荀子、鄒子、慎子、申子、淳于髡等等都曾在這里講學，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們帶來了人類文明的道道霞光，點燃了激情歲月的想象和期盼，形成了中華文明百家爭鳴的格局。我們的祖先或許未曾料到，在此后的兩千多年，稷下學宮孕育的思想光芒，經歷了百家爭鳴，散播成中華民族的氣度和風骨。

因此，我們的文化基因在那里，稷下學宮也就必然成為今天中國文藝復興的源頭。其實，在很多年前我們就在呼喚中國的文藝復興。時至今日，中國的文藝復興到沒到來呢?我覺得還處在萌芽的狀態，具體表現就是新儒學和全球孔子學院的興起。當然了，這還遠遠不夠，儒家思想只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特別是經過董仲舒改良后的儒家文化，已經或多或少的失去了孔子思想的精髓，變成一種權術、權謀的思想。此后，經過五四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兩次的解構，中華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魂’。中國文化不僅是梁漱溟斷言的早熟的，同時也是早衰的。中國的傳統文化宋代時達到了巔峰，但‘宋明理學’之后就完全教條化，理學的自我修養信條轉化成廣大民眾的一種現實的社會倫常，淪落為扼殺人性的軟刀子，造成了‘文化早衰’。而新文化運動的斗士魯迅所說的‘吃人的禮教’所批判的正是這些類似‘三綱五常’的壓迫人的教條。思想家張申府曾喊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不是沒有道理的。因此，現在我們必須要重構中國文化，也就是我們說的進行中國式的文藝復興。”

丁方教授對王毅院長提出的“中國文藝復興的源頭是稷下學宮”的觀點表示高度贊同，并針對以中國文藝復興為核心的東方文藝復興與中國精神和中華文化進行了系統闡述。他說，“東方文藝復興”的歷史根源來自于中華民族遷徙史。中華民族遷徙史是一個跨越數萬年的歷史時段，中華先民們完成了史無前例的地理穿越，歷經數萬年艱苦卓絕地穿越了蒼茫荒蕪的高峻山脈，反復歷經聚合、流散、淘汰、湮滅。從原初的歷史根源來看，5萬年的遷徙史是中華民族的完整歷史，而不僅僅是5000年，更不是一些人所認為的1000年的傳統水墨畫歷史。“復興”二字，意思是找到原初的根本才能真正把握住復興的契機，如果沒有追根溯源，這種復興就是可疑的。中華先民遷徙歷程的艱辛磨難，形成一條貫穿在中華民族數萬年生存尺度中的鐵律，它轉化為一個根深蒂固的血脈氣質，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精神”，這種中國精神正是“東方文藝復興”所追求的真核。如果說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使這一古老的精神氣質走失了，就須趕緊找回，因為這是中華民族繼續前行的最為珍貴的精神動力。丁方教授進一步闡述到，我們應把中國自然地理的沉雄偉大轉化為中華民族的價值判斷和精神氣質。就自然地理而言，中國/亞洲要比歐洲強得多，而且比世界上所有地方都強得多。阿爾卑斯山——歐洲第一神圣高度，阿空加瓜山——美洲臨空絕頂之峰，乞力馬扎羅山——在非洲獨執牛耳，但它們在亞洲那些偉大山脈與晶瑩雪峰面前皆是侏儒，這是自然地理的客體“比較”。對于文化工作者，其使命就是對客體進行精神、價值和意識的轉化，轉化為人類對于世界萬物在價值判斷和精神氣質上的“比較”。以中國自然地理之沉雄博大，應該寫出人類最偉大的史詩——不管是繪畫的史詩還是文字的史詩。但是為什么中國沒有發育成長出與之相配的美學體系?這是一個歷史的遺憾，也是中華民族在藝術美學方面的一個弱點。時代的發展要求我們必須彌補這一點，而彌補的最好方式就是復興。

丁方教授深情地說，“東方文藝復興”正是順應“千年輪回”的歷史性回應。立足于大歷史的視域，東方文藝復興是“千年輪回”，爭取第三個千年回到東方并爭取復興在中國，這也是一種歷史性的偉大回應。希羅多德說：“人類文明的搖籃是東方古代世界”。確然，公元前數千年是東方的，第一個千年也是東方的，直到第二個千年才逐步轉換為西方，第三個千年必將再此轉移;而爭取第三個千年回到東方最直接有力的方式就是“東方文藝復興”。“東方文藝復興”追溯并重新發揚中華民族數萬年積淀的血脈氣質，挖掘中國精神的遠古根基，把中國山水中蘊藏的“神圣能量”進行當代轉換，把原本屬于東方的“神圣之光”(后來被西方廣泛運用和大力弘揚)，重新引入中國大地。丁方教授認為，“東方文藝復興”將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復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僅是經濟的騰飛，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復興和繁榮。在當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偉大理想的感召下，作為藝術領域的踐行者，我們需要有一種文化層面的認知，即需要持有一種對中國文化的追本溯源與基本價值觀的認同，并積極思考在當代中國如何完成價值轉換。“東方文藝復興”將對古代東方五大精神文化高峰進行綜合研究，并以中華民族遷徙史為發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基，整合并提出展現東方美學、精神和價值觀的文化復興。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精神文化部分，將在“東方文藝復興”歷史進程中找到自身的定位。

四、中國式文藝復興的主體內容

我們一直在呼喚中國式的文藝復興，那么，我們要復興什么呢?中國式的文藝復興包含哪些內容呢?對此，王毅院長認為：“中國式文藝復興的目標是要構建人類思維范式的陰陽和合。西方文藝復興它走向了西方的現代文明，構建了分析思維范式;而以中國為引領的東方文藝復興，我們要回溯整體思維范式的本源。西方文化陽剛、東方文化陰柔;西方文化注重個體、而東方文化強調集體;西方文化主張還原、而東方文化則看重系統。‘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復根的世界才具有豐富性、多元性與穩定性。一個單極、單向度的世界是扁平而不均衡的。更毋庸來說，而此時東方的體現在‘天人合一’等理念之中的系統思維范式則正好對當今世界有相當的補益之效。

百年了，中國文化在經歷‘大破’之后，該怎樣‘大立’?‘立什么’?我在十年前曾提出‘文化強國三部曲’：‘文化解構與文明覺醒’、‘文化繁榮與民族復興’、‘文化融合與文明引領’。如果說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我們是‘文化解構與文明覺醒’的話，那么經過一百年的奮斗，以‘五四百年’為標志，我們已經到了‘文化融合與文明引領’的階段。我們需要進一步來‘創新’與‘創造’，拓展我們的‘思域空間’。這絕不是盲目的復古，也不是簡單的模仿，我們需要的是一場‘中體西用馬相’系統融合后的全新創造。我們必須要產生新的范式，這將是一場全新的‘發現’與‘發明’。正如，2019年9月21日拓維智庫召開的‘中國范式與中國道路：建國七十周年與中國國民的主體擔當’的研討會上我所說的那樣，‘現在最急迫的第一個是制度體系的頂層設計，第二是國家意識形態的頂層設計。而制度的背后是機制，機制的背后是體制，體制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背后是思想理論體系。因此，我們這20多年來，做的是體制背后的理論體系和思想文化研究。中國范式與中國道路研究對于別人來說是課題，對于我們來說是使命’。

從廣義上來講文藝復興不僅僅是文學藝術上的復興。更應該是關于人類的文明發展、人類文明的走向、全球治理等。只有在這個意義上進行中國的文藝復興才有意義。而中國文藝復興的內核絕不僅僅只是儒家思想，孔子學院也不能完全代表中國精神。中國的文藝復興至少要包含，儒家的人文思想，道家的無為而治、天人合一思想，佛教的平等、慈悲思想等。當然，也要包含人類這五百年來的現代文明成果以及中國近代以來‘救亡圖存’的民族精神。總之，中國的文藝復興應該要有效吸納東西方人類歷史上了的一切文明成果。

丁方教授說：“中國的文化復興，首先是傳統文化的振興，即儒、釋、道傳統文化，而且一定要追本溯源。要把中國后來沒有受到封建王朝侵染的，原始的儒家、道家、佛家等精髓解釋注。儒，應該是原儒及儒學原典;道，應該是原道及儒學原典;釋，當然也應該是原初佛教及佛學原典。

其次，中國未來的文藝復興，實際上是由中國來引領東方文藝復興。而東方文藝復興狹義上是指復興西方文藝復興時期未曾直接相遇的波斯、印度和中國三大東方古代文明，廣義上則是指軸心時代五大精神文化——希伯來、希臘、波斯、印度和中國。西方文藝復興的過程，實質是西方的蠻族人，通過羅馬帝國的馴化，把它原來的北歐傳統全部扔掉，然后改造成兩性文明的傳統，載體是信基督教，接受希伯來和希臘的傳統。然后憑借地利而將地中海古代文明精萃—埃及、兩河流域、巴勒斯坦、小亞細亞的愛琴海，以及安納托利亞和伊朗高原以東的里海、中亞、南亞等古代文明，連同拜占庭與伊斯蘭文明域包容在內,一并吸收，最終形成了一個以‘世界主義’思想為標志的新型文明。因此，新時代的中國文藝復興，也必須同時吸收軸心時代那幾大文明的精華，甚至包括伊斯蘭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精華。中國文藝復興的過程應該是，首先在中國文化域—這一人類歷史上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單元肇始;然后是對波斯、印度、中國三大古代文明的復興;再就是擴展到希伯來、希臘、波斯、印度、中國整個東方古代文明的融合與復興;最終將伊斯蘭文明、歐洲文明以及西方文藝復興所有的成果精華整合于一體，進行史無前例的融匯貫通與轉化創新。”

五、文藝復興的解決方案

最后，雙方就中國文藝復興的解決方案展開了交流。中國式文藝復興，具體應該怎么做?王毅院長作為中國范式原創研究智庫的創始人，他結合自己二十多年來在中國范式和中道思想理論體系等方面原創研究積累和智庫建設經驗談到：“我們需要的是一場‘中體西用馬相’系統融合后的全新創造。中國式文藝復興，首先需要在中國國際話語體系和中國知識體系等方面的系統構建構建，中國式文藝復興要立足在中國的話語體系上，而不是一直沿用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中國，這樣中國式文藝復興才有出路。話語體系背后是知識體系，而中國知識體系需要原創，前提是要對西方知識體系要了解，對西方各種學科了解，而且還要通曉西方文化和現代科技，同時還要對中國各類社會實踐很熟悉。二十多年前，我們的智庫和首都高校博士團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立的。”

王毅院長認為，現階段解決中國文藝復興的最好辦法就是進行中國知識體系的系統構建和全面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并構建全產業鏈的文化產業發展模式。對此，丁方教授高度贊同，并提出雙方可以在文化產業等領域展開合作。

王毅院長說：“怎樣進行中國的文藝復興，拓維智庫在很早之前就已經開始思考并積極實踐了。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拓維智庫20多年的發展歷程，明線是一部中國獨立智庫的成長史，暗線則是一部中國式文藝復興的探路史。為此，我們用了20多年在做關于中國式文藝復興理論、實踐、人才和平臺等四個方面的系列準備工作。

第一，理論準備。習近平總書記曾說：‘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并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認為，中國應該建構一套至少包含著新的哲學體系、新的歷史觀以及理想社會模型等宏大命題在內的思想理論體系。而拓維智庫正在為此而努力。理論層面我們一直立足于對中國道路、中國知識體系和中國范式的原創研究。我們提出了‘中道思想理論體系’，構建了‘人類新文明理論體系’。二十年前，我帶著一群北大、清華等首都高校的博士組成了中國最早的跨學科研究小組。形成了包括哲學思維范式、基礎理論、應用理論、弘毅人生自控工程體系的很多思想。在此基礎上，創建了中國問題研究的國家智庫隊伍，形成了拓維學派，致力于人類新文明體系的構建與實踐。目前，原創的人類新文明體系系列叢書正在出版當中。包括，《人類新文明宣言：第二軸心時代的整體躍遷》、《信仰密碼：生態文明時代的倫理價值總綱》、《中國大轉型：人類新文明坐標下的中國夢體系建構》、《新三十年的公共治理選擇》等。

第二，實踐準備。我們一直堅信，中國的文藝復興必須要落實到實處。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我們不僅僅解釋世界，重點要改變世界。拓維智庫的使命也是如此，不僅僅是進行前瞻的理論研究，還進行落地實踐。不僅僅影響這個社會，還要實實在在的改變社會。為此，我們進行了一系列‘人類新文明模式’的社會實驗。

1998-2000年我們在閩南進行的非公經濟黨建和基層黨建的社會實驗，其目的是要將國家政治文化與非公經濟企業文化融合，形成新經濟先進文化體系。

1998-2009年我們在福建打造的‘海峽戰略三部曲’的社會實驗，是為了從文化層面上解決當時的臺海危機，探索一條從經濟、到文化再到政治，促進臺灣統一大業和海峽西岸經濟發展。

2010-2012年我們在山東省膠東半島某市做了一個‘國家倫理體系’與‘五位一體’發展戰略的社會實驗，是基于當前中國的信仰缺失和道德缺位問題，推動一場社會重建和道德重塑運動。

2014年至今進行的四川‘量服’公共治理的社會實驗，是為了探索新時期如何保持中國長治久安，如何精準地為人民服務，如何實現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的思考。

2015年至今進行紅旗渠樣本社會實驗時，我們的初心有二：一是將林州打造成中國道路三個三十年的樣本與典范，讓林州成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三十年相互融合的范本;二是如何以紅旗渠的‘信仰之水’澆灌信仰空心化的中國。

以上五大社會試點示范工程，均不同程度地獲得了中央高層的肯定和關注，從而為我們‘最先一公里’的原創研究和‘最后一公里’的人才培養和平臺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案例素材。

第三，人才準備。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首先是需要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民眾的覺醒。要進行中國的文藝復興，不僅僅需要進行理論研究與社會實驗，更需要啟民智，培育一批適應新時代發展需求的人才。為此，我們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成立了跨學科研究小組。在2003年聯合北大、清華等首都知名高校成立了首都高校博士團，并于2012年與清華大學合作成立了清華大學海峽博士后孵化基地，進行跨學科人才的培養。近些年，還創建了以稷下學宮和柏拉圖學院為參照，以岳麓書院和松下村塾為楷模的拓維智庫書院。制定了大學生夢工廠培養計劃，進行創新人才和‘大師幼苗’的培養。

第四，平臺準備。拓維智庫成立至今，已經走過了以咨政決策和頂層設計為核心的1.0時代和以原創研究和社會實驗為內核的2.0時代，現在正在進入以平臺化和產業化等‘四化’為特征的3.0時代。我們將重點進行平臺的搭建和產業的落地。在平臺搭建方面，我們在2019年9月21日舉行的‘中國范式與中國道路：建國七十周年與中國國民的主體擔當’高層研討會上正式成立了‘中道講習所’。主要是進行‘中國范式與中國道路’的研究以及傳播。其中，‘中道’三層含義，一層是‘中庸之道’的中國哲學思想，這是中國文化區別于西方文化的精髓。我們認為，中國道路最核心的內涵就是中道;二層是構建一條西方現代性之外的東方現代性之路;三層是從百年中國夢之三個三十年的角度，若是說前三十年偏左，后三十年偏右的話，那么現在新三十年必須‘非左非右’，‘超越左右’，這樣才符合正、反、合的歷史邏輯。

目前，拓維智庫正在推進智庫基地建設以及相關文化產業的發展。我們認為當前中國文藝復興的解決之道重點是進行產業化，打造標桿性的文化產業，而文化產業的最好載體是智庫基地。為此，我們在全國共布局5個智庫基地，涵蓋中國東、南、西、北、中，輻射中國最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并且利用我們十八個海外工作站同步在全球進行智庫基地布點，沿著一帶一路布局，推動沿線產業發展，打造文藝復興領域的一帶一路。現有我們已與巴基斯坦政府達成初步意向，參照中國特區經驗，擬于伊斯蘭堡建立一個‘中國特別經濟區’，幫助中國產業企業集群跨境發展。而在國內，我們的西部智庫基地正在成都加緊籌備中。日前，國家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更為我們籌建西部智庫基地明確了方向。”

丁方教授非常認同王毅院長提出的“以原創研究和文化產業帶動中國文藝復興”的觀點，稱王院長找到了一條真正能夠解決中國文藝復興的道路，并在這條道路上走的很遠。同時，丁方教授也與王毅院長就文化產業、智庫基地等相關領域達成了合作意向。丁方教授指出：“我們可以把文藝復興的崇高理念落實到具體的舉措上，落實到文化產業上，真正開啟中國引領的東方文藝復興之路。具體而言，我覺得，我們雙方可以依托各自的優勢，在科教融合、產教融合、一帶一路文化實驗室、藝術技術學學科建設、文創產業鏈以及文化人才孵化等方面展開合作。”

經過深入交流溝通，雙方共同決定在以下三個方面展開深入合作：第一.雙方以推動“科教融合”和“藝術與科技融合”為宗旨，共同推動藝術技術學一流學科建設，共同開展國家部委等課題研究;第二. 雙方以構建“中國知識體系”和“中國國際話語體系”為戰略目標，以“首都高校博士團”和“首博智囊”等為載體平臺，組織相關學術活動，為地方省市政府提供相關智囊服務;第三. 雙方通過共同推動絲綢之路國際聯合實驗室暨技術轉移中心的建設，打造產教融合實踐樣板。

最后，丁方教授認為“東方文藝復興”應致力于從“人類文明的高度” 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并以此對今天的對話進行了總結。他說，實際上所謂“西方文藝復興”也并不是西方本民族文化的復興，恰恰相反，絕大部分是從古代東方世界而來。學術界公認西方文藝復興是兩希文明的復興，而希伯來、希臘正是東方古代世界兩大文明板塊。西方的歷史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借鑒經驗：西方世界今天取得的文化優勢來自于千余年持續地向東方學習——從9世紀一直到18世紀，最終使西方從一個地域性部落文化而發展成為一個世界范圍的主要文明。同樣“東方文藝復興”的建設與發展也不要拘泥于一地一域，而是以“世界主義胸懷”從“人類文明的高度”去塑造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東方新文化，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探索和引領人類的未來發展。從長遠來看，“東方文藝復興”將通過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關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系研究，來完成中國如何通過民族偉大復興引領人類未來發展的戰略思考，以及實際推行的舉措。

王毅院長對丁方教授的上述觀點表示高度贊同，他深情地說道：“后疫情時代，中國迫切需要一場中國式文藝復興，而中國式文藝復興應該為后疫情時代的國家治理、全球治理和人類文明走向指出方向，提供解決之道。希望可以通過我們兩家智庫的合作，能夠成為中國式文藝復興的探路先鋒，通過理論研究、社會推動和產業孵化等，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中國貢獻。”

據悉，兩會前后，一些國內知名的專家學者以及兩會代表紛紛與王毅院長就后疫情時代的一系列問題展開對話。如，中央軍委某部原部長、解放軍炮兵學院原院長、解放軍導彈學院原院長、中國大數據創始人、中外著名數字化專家胡永豐將軍與王毅院長就“后疫情時代全球治理與數字化應用”等話題展開討論;有關部門輿情與信息安全總局負責人、新華社原內參總編楊兆波先生與王毅院長就“后疫情時代智庫建設與發展”等話題展開對話;中央黨校原校委委員、教育長、拓維智庫中國道路研究所所長王瑞璞教授與王毅院長就“后疫情時代大國治理與新型舉國體制建設”等話題進行交流;中國駐聯合國原公使銜參贊、商務部原司長、拓維智庫海外華人研究所執行所長黃學琪博士與王毅院長就“后疫情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等問題展開對話;人民日報駐聯合國原首席記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拓維智庫輿情研究所執行所長鄒德浩先生和中華女子學院文化傳播學院院長臧海群教授與王毅院長就“后疫情時代中國輿情傳播體系建設”等問題進行交流。此外，人大區域所付曉東教授和清華、北大等博士代表廖浪橋博士與謝萍博士等與王毅院長就“后疫情時代經濟復蘇與區域發展”、“后疫情時代思政教育與國民性塑造”等話題展開了深入討論。(國杰智庫曉度整理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