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一輪醫療服務投資中我們看到高端醫療服務開始往診所發展的趨勢，比如和睦家表示會新開兩家社區醫院，把服務衍生到家庭；瑞慈醫療也計劃在未來5年新開100家診所提供高端醫療服務。

　　在高端醫療機構往相對更輕的門診走的同時，價格定位仍然是困擾規模發展的最大問題。能夠承受高端服務價格的用戶畢竟是少數，狹窄市場為什么難以快速成長，背后的核心還是整個環境對服務的定價，以及支付方。

　　從盈利模式上來看，高端醫院的服務是主體收入。以和睦家為例，2013年和睦家的藥房收入占整體收入11%，檢查占18%，其余為服務收入。藥品耗材支出占總體收入的比例是12.2%。這個指標（suppliesas%ofrevenue）可以顯示出每獲得1份收入，醫院所需開支的藥品耗材成本。同樣以服務為主的美國醫療服務集團HCA該比例是17%。相比之下，中國的三級、二級、一級公立醫院藥品耗材支出占總體收入比例達到37%。可見公立醫院在藥品耗材的使用模式上并不經濟。

　　而同時，在服務為主的醫療機構，醫生拿的是固定工資，和睦家工資支出占到總收入的57%，HCA是47%。這在服務體現醫生勞動價值的環境里是比較普遍的。而中國公立醫院平均為30%左右。

　　在一個良性的健康體系里，醫療服務定價體現的是服務本身的價值，根據服務條件、環境等其他因素才分化出高端（昂貴醫院）和普通醫院的區別。但中國并不是這樣，大環境下服務定價被嚴重扭曲，造成了公立醫院的產出需要高額比例的藥品耗材支出，而醫生從服務工資上得不到合理回報，這種不經濟的方式推高了整個市場的產品價格，但把服務擠壓到角落里。而支付方醫保一直以來也是根據這樣的價格來報銷服務費用的。于是問題產生了，如果要走服務為主的道路，醫療機構的服務定價相比現在大環境下的定價無疑高出很多——變成了高端，而醫保是沒有相對應的報銷的，因此私立門診要做服務，到底誰來支付是最大的困境。

　　高端醫療機構的支付主要是高端商業保險以及個人自費。高端醫療把自己局限在一個價位較高的市場，不利之處是只能針對狹窄的人群，畢竟擁有商業保險的人是少數，能承受自費的也是少數。是什么在阻礙高端服務往下走？

　　首先是中端商業保險的缺失。中國目前高端醫療險只占整體健康險市場的1.5%左右，占最大板塊的定額賠付的大病保險產品（如重疾險防癌險）占市場接近60%，這種產品并不是根據醫療支出來賠付的，更多是防范一種風險的產品。剩下接近40%是企業給員工購買的醫保補充產品，價格很低，保障范圍有限主要在醫保范圍內。

　　因此，高端醫療保險作為支付方的意義很局限，大部分人無法承受高價，中端產品缺失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是缺乏稅收政策對雇主的支持，相比之下美國的商業保險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政策推動。另一方面則是往下走之后遇到的難以控制醫療費用的問題。無論在高端醫院還是公立醫院，支付方同樣的困境是沒有辦法信息互通，很難監督醫療服務是否符合支付規則，很多情況下支付方只是被動報銷。如果說高端產品可以通過價格來防范一定的風險，那么越往下走，醫療濫用對產品盈利的影響就越大，如果沒有很好的控費模式，整個支付方很難擴張做大。沒有支付方，私立醫療機構要往下走就好比缺了一條腿。

　　然后是大環境下服務定價體系和支付環境。因為醫保對服務價格有限制，假如要做一家平民醫院并接入醫保，服務價格就需跟隨市場大環境，而目前的服務定價是無法養活醫院的，也沒有辦法支付有競爭的工資給醫生，因此要遵循這樣的價格定位，就不得不通過產品來補充收入，又會走入藥品耗材占用大量收入的不經濟方式。

　　因此，在中國市場上選擇高端更多是大環境下無奈的選擇，或者說如果有一個相對高端的低端——也就是現在大環境下的服務價格，這個低端價格是不合理的。

　　平民路線依賴整個市場對服務的合理價格重塑，以及支付方對服務價格的報銷規則。同時，商業支付方對私立醫療服務非常重要，但在目前缺乏費用控制機制和政策優惠的體系下，很難做大平民路線的保險產品，因此也就進一步影響了高端醫療機構往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