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且將該問題擱置一邊，把焦點轉移到中國能源國際合作論壇推出的《中國能源國際合作報告——能源文化的國際視野比較》上。該報告以能源文化之手，觸碰到國際能源合作過程中的諸多實質性問題。

　　也許有人認為，漫談能源文化，不如多產一噸油、一方氣來得實在，到頭來只是形而上的抽象演繹。無形與有形之間，不禁生問：能源文化的價值點在哪兒，我們又該以何種姿態審視能源文化?

　　大到一個國家甚至整個國際社會，小到一個城市、一個企業、一個機構、一個社區或一個家庭的所有成員，與能源有關的所有觀念和行為方式的總和即為能源文化，其包括有關能源本身的自然屬性的文化，與人類應用能源的社會屬性的文化。歸根到底，能源文化即如何看待能源開發利用的問題，或者說能源方面的價值觀。

　　在2011年歐洲舉辦的能源文化研討會上，專家們提出“大力培育和推廣優秀的能源文化是全世界解決能源問題、實現節能減排重要措施之一”的觀點，第一次把能源文化提升至一個嶄新的研討領域。

　　看似無形，實蘊深意。能源文化，某種程度上決定著能源戰略的機理與走向。不同的能源文化，孕育出不同的能源發展戰略，不同能源發展戰略又外溢為不同的能源對外合作戰略。國際能源合作，即可成于能源文化差異，亦可敗于能源文化差異。

　　拿亞太經合組織的21個經濟體來說，雖說確保各經濟體能源供需安全、推動APEC地區能源實現健康發展是共同課題，但它們之間的能源合作其實正是21種能源文化的大博弈。

　　日韓是亞太地區的能源消費國，國內資源匱乏的自然條件促使這些國家施行多元化進口戰略與能源替代戰略。澳大利亞、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傳統的油氣輸出國，因過度傾向發展上游產業致使下游煉化工業薄弱，在出口原油天然氣產品的同時需大量進口成品油。中國是亞太地區的能源生產大國也是能源消費大國，但更多是以消費國姿態出現，拓展海外市場、實現能源進口多元化是中國的戰略選擇。

　　由此可見，亞太經濟體的能源發展策略呈“各有千秋”之勢，這無形當中會產生能源文化的差異性，進而導致亞太地區主要能源消費國之間產生資源競爭。

　　然而，文化總會激發無限潛能，由于戰略重點不同，能源消費國之間、能源消費國與生產國之間又存在大量合作機遇，比如，共同應對全球能源格局變化、能源市場波動及氣候環境變化等。

　　顯然，開展能源國際合作，要跨越不同能源文化間的“鴻溝”，獲得對能源文化的共同認知。比如，面對全球能源日漸枯竭、環境日益惡化等世界性難題，發展低碳經濟，調整能源結構成為當今社會能源發展的主題，而能源文化的交融正是緊跟綠色能源潮流的最佳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能源革命講話中，提出“必須從國家發展和安全的戰略高度，審時度勢，借勢而為，找到順應能源大勢之道”。“找到順應能源大勢之道”中的“道”，正是能源應該擁有的文化價值。

　　恩格斯說：“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對于能源文化而言，亦是如此。開展能源國際合作，只有理解、尊重對方的能源文化，在能源文化差異性面前“求同存異”，才能找尋到更多文化契合點，獲得更深層的文化認同，如此才能更好地對接能源戰略，于“潤物細無聲”中實現互利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