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環保部門近年來也在不斷地提升制藥環保的相關標準，這不僅為我國制藥領域環境污染的治理帶來了積極的意義，也促進了我國制藥行業的健康發展。但值得關注的是，與其他政策一樣，現有的環保監管治理政策也存在執行不到位的問題;同時，要使其真正起到有效的震懾作用，加大懲罰力度、設計與國際接軌的環保標準等規定也應陸續加以完善。

　　環保問題嚴峻

　　制藥企業屢被點名

　　“2013年，我國環保部門共排查醫藥制造企業4894家，查處環境違法企業157家，其中有18家環境違法問題較為突出的企業被掛牌督辦。”這是日前環境保護部、國家發改委、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八部委在召開部署2014年全國環保專項行動的電視電話會議上指出的。據了解，其中被掛牌督辦的制藥企業包括呼倫貝爾北方藥業有限公司、牡丹江恒遠藥業有限公司、武漢大安制藥有限公司、廣東嶺南制藥有限公司、東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制藥一廠等。

　　以內蒙古呼倫貝爾北方藥業有限公司為例，該企業被“點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生產過程中的臭氣濃度均超過《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GB14554-1993)二級標準限值，超標倍數0.15-1.55倍;而廣東嶺南制藥有限公司則是廢水超標排放，且通過雨水溝排放生產廢水。據了解，現場采樣檢測結果顯示該企業排污口COD濃度為2010mg/L、氨氮濃度為2.07mg/L，屬嚴重超標;危險廢物轉移量和生產量不符，部分危險廢物、廢水處理污泥去向不明。

　　而事實上，近年來，在環保問題上“栽了跟頭”的制藥企業并不在少數，哈藥、云南制藥、聯邦制藥、海正藥業等大型制藥企業也曾在環保部門督查整改名單中。甚至，有的企業整改后也難以達到標準，屢屢“上榜”，如聯邦制藥從2004年至今的十年時間里，就有九次被環保部門點名批評、減產限產甚至關停。

　　當然，盡管制藥企業整體的環保意識不高，但在屢遭“點名”之下，部分制藥企業在環保問題上依舊做出了不少努力。但正如門螢指出的，環保問題并不是能一下輕易解決的問題，其是由行業特殊性所決定的，無法避免。

　　對于“行業特殊性”的說法，有專家指出，制藥工業屬精細化工，藥品生產品種多、結構差異較大，使用的原料種類較多，以及間歇生產造成排污的不均衡，導致對排放類別、濃度和排放量的測定值偏差較大，對環境造成較大的危害。

　　原料藥領域成重災區

　　而從子行業來看，環境污染最嚴重的當屬原料藥領域。

　　這主要是由于我國原料藥產業不僅品種多，而且產量大。據史立臣介紹，目前我國可生產1500多種化學原料藥，產能達200多萬噸，約占全球產量的1/5以上，我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化學原料藥生產和出口國。

　　中國化學制藥工業協會的環保項目專家張道新指出，由于制藥企業經常變更產品和產量，造成了廢水水質與水量的變化，這種變化超出了廢水處理的承載能力，從而造成超標排放;加上生產管理與污染管理部門往往存在信息溝通不暢的現象，生產品種變更后不能及時地傳達到污染治理管理部門，以致失去了運行參數調整的時機，造成處理不達標。

　　具體就生產工藝而言，原料藥生產一般應用的是化學合成技術和生物發酵技術。化學合成技術又分為全合成和半合成技術;生物發酵制藥技術是利用微生物技術通過高度工程化的新型綜合性技術來生產的，這種技術工藝在醫藥制藥當中通常稱為發酵工藝，比如青霉素、土霉素的生產都是采用的發酵工藝。

　　以維生素C為例，其產出率為14%，以此比率推算，全國2012年年產量20萬噸，需投入原輔料143萬噸，除去轉化為成品的20萬噸，其余123萬噸物料都成為廢棄物，并成為環境治理的負擔。

　　需要注意的是，在產能過剩、設備閑置率高的背景下，制藥企業依舊進行的擴大生產能力重復性建設，也進一步加劇了環境污染。相關數據顯示，2013年10家青霉素工業鹽生產骨干企業總產能14.75萬噸，實際產量3.39萬噸，生產能力利用率22.98%;4家7-ADCA生產企業，產能1.13萬噸，實際產量3800噸，生產能力利用率33.63%;兩家硫氰酸紅霉素生產企業，產能1.48萬噸，實際產量2800噸，生產能力利用率僅18.92%。

　　環保紅線高壓

　　標準提升促進產業發展

　　面對制藥領域不容忽視的環保問題，環保部門開始加嚴監管。正如上文講的，制藥行業目前已屬于被重點監測的行業之一。此前中國化學制藥工業協會資深副會長張明禹也公開表示，2014年，廢水國家重點監控企業4001家，其中醫藥制造企業有118家，約占2.9%;廢氣國家重點監控企業3865家，其中醫藥制造企業16家，約占0.4%。

　　同時，相關環保標準與政策的陸續出臺也開始“壓制”制藥行業的高污染情況。例如，2010年7月1日環保部發布并全面強制實施《制藥工業水污染物排放標準》，2013年將全面排查整治醫藥行業環境污染問題作為環保專項行動的第三大重點任務，2014年醫藥制造環境違法依舊是相關部委重點整治的對象等，都意味著制藥環保紅線的“緊繃”。

　　同時，環保標準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原料藥企業的轉型升級。近年來，海正、華海等以挑戰專利藥、做特色原料藥的企業及新興的原料藥企業等都逐步向制劑企業過渡，使得化學藥品制劑企業資產總和和貢獻率不斷提升，達到30%以上。

　　“事實上，我國原料藥大部分用于出口，且整體產出是超出需求的，企業進行轉型升級不僅是減輕環保壓力的需要，也是長期發展的需要。”門螢指出，原料藥企業具有較強的制劑前端研發能力，其更易于向制劑轉型。

　　以海正藥業為例，該企業的原料藥以抗腫瘤藥物為主，且其研發能力極強，有一些腫瘤藥已經做到了可以挑戰專利的程度;而在制劑領域，抗腫瘤藥物同樣非常稀缺。因而，海正藥業的轉型升級之路，就是在基于原料藥的發展上強化制劑技術及研發能力，使其具有可以掌控上游較稀缺品種的合成技術，并在積極開拓下游的基礎上形成的。

　　環境違法成本待加大

　　然而，與其他行業政策一樣，環保部門制定的相關環保紅線在現實執行中也被打了折扣。

　　事實上，在環境治理過程中，由于我國地域經濟差異較大，即使制定國家統一的排污標準，各地的執行情況嚴寬不一，環保敏感地區和發達經濟省份環保標準高，企業就向其他地區轉移。聯邦制藥在過去十年的發展過程中為了解決在當地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就展開了“一路向西”的搬遷之旅：從香港到珠海，從珠海到四川，再從四川到內蒙古。

　　在門螢看來，聯邦制藥這樣的做法在制藥行業其實非常普遍。這主要是由我國現處的發展階段和目前的國情所造成的：當下企業與政府相互制衡，對于某些對地方稅收貢獻較大的企業，即便其存在這些問題，地方政府也不會深究。

　　在此背景下，正如史立臣在上文提及的，我國制藥環境污染出現了向西部傾斜的現象。“一些省份，尤其是西部省份為了招商引資，不顧及環境被破壞的風險，引進其他省份抵制的高污染制藥企業，造成污染轉移，污染面擴大。”他認為，在落實相關制藥環保政策的同時，如果把環境治理作為省領導的績效考核，這種情況將會減少很多。

　　除了要讓已有的政策標準在各個省份“落地有聲”之外，我國制藥環保監管政策還需要進一步完善。這尤其體現在對企業環境違規違法的處理上。正如史立臣指出的，當下我國對制藥企業在環境違規違法上的懲罰力度不夠，企業違規成本低廉，這就造成有些企業在面對環保問題上存在“無所謂”的態度。

　　相對而言，國外在此方面對企業的處罰則是比較重的。例如，由于在巴西運營生產過程中存在廢棄物污染土壤和水源問題，日前美國禮來制藥企業及其在巴西的子公司受到了當地一張總額達到4.5億美元(約28億元人民幣)的罰單——而這樣“天價”的罰款卻并沒有存在于我國的環保規定上。

　　另外，我國環保標準設計的框架體系還需要與國際接軌。門螢表示，目前歐美國家的排污標準較高，并設置了較多指標;相比之下，受發展階段的影響，我國在環境污染治理的體系設計中存在不少漏洞，因此有待更科學的指標體系的設計。“對于環保指標體系、法律體系的設計應該有動態的變化。這樣，在監督、執行方面才能更趨于科學;在設計上，也能更好地避免漏洞的產生，對企業的監管也更加容易。否則，當出現了問題卻無法打壓時，政策便相當于無效了。”

　　從更整體的角度考慮，門螢的建議是，我國應認識到制藥環境污染的治理不僅僅是環保部門的工作，而是應該從整體上達成各方的力量協同。同時，對于制藥企業而言，應該端正自己的想法，認識到企業要得到長久穩定的發展，搬遷及短期的整改等只能作為企業的的緩兵之計，不能作為長久之計;尤其是隨著國家愈來愈重視制藥環保問題，企業應該加強對環保系統的建設，才能最終在環保之戰中“勝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