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例來說，全球每年約有超過1億人感染淋病——一種性傳播疾病。淋病原本很容易治療，但現在淋病細菌演變出了具有耐藥性的超級菌株，并在全球范圍內傳播。

　　同樣出現耐藥性的還有肺結核。幾年前，印度出現了任何標準藥物都無法治療的肺結核病例，現在，這種超級耐藥性肺結核已擴散到世界各地。在非洲的醫院里，患上這種肺結核的病人一般都被送回家等死。

　　從這些事例上，我們似乎可以瞥見英國首席醫務官薩莉·戴維斯口中的后抗生素時代“末日場景”。世界衛生組織也預言說，如果不采取強有力的措施，那么這種“末日場景”將會在本世紀成為現實。

　　意識到人類所面臨的這種威脅，政府和衛生部門官員也開始重視起來，努力解決這一問題。雖然看起來這似乎是個科學問題——細菌和藥品，但實際上卻是一個關乎經濟甚至國家安全的全球性問題。

　　這是個令人頭疼的問題，然而我們曾在推出抗艾滋病的藥物、對數以百萬計的發展中國家兒童進行預防性接種以及調整針對罕見遺傳疾病藥物研發的獎勵措施等方面取得過成功，這些成功表明解決抗生素問題也是有章可循的。

　　上周，在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支持下，英國首相卡梅倫發起了一項針對抗生素危機的全球審查，這場有關抗生素耐藥性的討論一時間成為輿論焦點。

　　在此之前，今年5月在日內瓦召開的世界衛生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決議指出，全世界急需采取行動，以抵御日益嚴峻的耐藥性問題。

　　戴維斯在她位于倫敦白廳的辦公室接受本社記者采訪時說：“在這場戰役中我們不能言敗，我們必須找到一個對全世界都行之有效的方法。”

　　有專家表示，這需要一個新型商業模式，一個對研發新型抗生素即便它們很少被用到的醫藥公司進行獎勵的商業模式。

　　如此看來，卡梅倫欽點前高盛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作為抗生素危機全球審查的負責人絕非偶然之舉。戴維斯說：“這并非科學問題，而是市場和經濟學問題。”

　　最近幾十年，一方面濫用抗生素導致耐藥性問題大肆擴散，另一方面制藥廠商卻大幅削減了在抗生素方面的投資，因為使用期較短的廉價抗生素所帶來的收益很低。

　　如今抗生素領域的全球最大投資商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美國公司：立派制藥公司。該公司研發抗生素的年預算額為4億美元。

　　抗生素行業人士抱怨，抗生素藥品的價值被嚴重低估。他們的抱怨是有道理的。

　　就在一年多以前，強生公司獲批生產了40年來首個用于治療結核病的新型藥物——斯耐瑞Sirturo，然而分析人士預計，該藥物今年的銷售額大約只有7500萬美元。

　　抗生素產業所面臨的關鍵性挑戰是如何對研發斯耐瑞這類新藥的公司予以獎勵。在使用這樣的藥物時必須盡可能謹慎地把握藥量，以免產生普遍耐藥性。其實關鍵問題是如何打破一直以來處方量和費用成正比的關系。

　　鑒于研發新藥一般需要15年時間，有些精明的制藥公司已開始做長遠謀劃了。例如仍在生產抗生素的少數大型制藥企業之一——葛蘭素史克公司就已組成專門的團隊來研究應對這種形勢轉變。

　　當然研發新型抗生素也有一些自私的目的：后抗生素時代會嚴重影響癌癥治療藥物和器官移植術后抗排異反應藥物的銷售量，因為如果缺少能夠治療嚴重感染的有效抗生素所建立起的保護網，那么這些藥物的功效就無處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