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國內煤炭價格“黑金”變“土豆”的當下，這是否也意味著：上帝關上了煤炭行業暫時性價格收益的這扇門，卻更大范圍打開了走向國際市場出口投資并購的一扇窗呢?

　　依照安永交易咨詢部中國海外投資主管合伙人吳正希的判斷，盡管國內乃至全球經濟在增速下滑，截至目前，中國仍然是按金額計并購交易最活躍的國家，這也是中國企業慣用的反周期投資策略。其實，細數國內煤炭行業的發展之路，不難看出，他們“走出去”是有一定的實力積淀的。

　　從“引進來”到“走出去”的底氣積累

　　拋開行業業績不說，我國煤炭行業發展的國際化趨勢是持續凸顯的，其對外開放取得的進展和成績有目共睹。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煤炭領域通過引進資金、技術和裝備實現國際合作。20世紀70年代末，國家先后利用國際能源貸款36.91億美元，開發建設煤礦18處;煤炭科學研究總院與美國、日本、德國等合作，建成了當時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煤炭直接液化實驗室，并開展了相關基礎研究和工藝開發;從德國、英國、法國、日本、奧地利、美國等6個國家，引進了100套綜采設備和掘進設備，為我國煤礦機械化生產奠定了基礎。

　　近年來，國內許多煤炭企業紛紛“走出去”到國外開發煤炭資源，煤機裝備也成功出口到了主要產煤國家。中國煤礦機械裝備有限責任公司、三一重型裝備有限公司等企業的綜采綜掘及洗選設備銷往印度、俄羅斯、美國等國家。2012年4月，鄭州煤礦機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產品出口俄羅斯項目簽約，這是我國首次實現綜采成套設備出口俄羅斯市場，也是惟一一個煤炭資源開采裝備類出口項目。

　　我國煤炭工業實現了從單一的“引進來”到“引進來”與“走出去”并行、從國外企業到國內市場競爭到中國煤炭企業全面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轉變，使中國品牌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

　　我國的煤炭進出口貿易也是伴隨著共和國的誕生展開的。1949年~1977年，我國煤炭出口共計6377萬噸，年均出口219萬噸;煤炭進口共計2942萬噸，年均進口101萬噸;年均煤炭進出口貿易量達到320萬噸。

　　1999年，國家出臺一系列鼓勵煤炭出口的煤炭貿易政策。隨后，煤炭出口量快速增加，于2003年創下了9402萬噸的最高紀錄。2004年4月，根據經濟發展需要，我國煤炭貿易政策轉為鼓勵煤炭進口、控制煤炭出口，國內煤炭出口量快速回落、進口量快速增加，我國逐步由以煤炭出口為主的國家變成煤炭凈進口國家。中國煤炭工業協會提供的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首次成為煤炭凈進口國，當年進口煤炭共計1.26億噸，出口煤炭共計2240萬噸，煤炭凈進口量超過1億噸。2013年，煤炭進口3.27億噸，出口751萬噸，煤炭進出口貿易量已經達到3.3億噸，是1977年的64.85倍。

　　在實現煤炭貿易在國際市場快速增長的同時，我國煤炭企業更加重視發揮“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作用，紛紛實施國際化戰略。兗礦集團、神華集團、山東能源、開灤集團、京煤集團、江西煤業等煤炭企業在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尼、南非等國家的煤炭資源開發項目不斷推進。神華集團、中煤集團等大型煤炭企業多次面向全球引進高水平的國際化研發和管理人才。

　　近年來，我國煤炭市場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國內煤炭市場價格呈現了與國際煤炭市場價格同步、同幅度變化的“國際范”。以我國秦皇島港5500大卡動力煤和澳大利亞紐卡斯爾港BJ動力煤價格為例，2003年，秦皇島港5500大卡動力煤價格為262元/噸，澳大利亞紐卡斯爾港同期價格為25美元/噸;2008年10月份，國內煤炭價格最高點為895元/噸，同期澳洲價格為140美元/噸;近期，國內價格降至530元/噸，澳洲價格降至73美元/噸。這充分說明我國煤炭市場與國際煤炭市場一體化越來越明顯，國內與國際煤炭價格聯動關系越來越密切。

　　“走出去”機遇與挑戰并存

　　在剛剛結束的第八屆中國企業跨國投資研討會上，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副會長趙岸青表示，當前世界經濟復蘇緩慢、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的新形勢下，國內煤炭企業發展的外部環境和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實施“走出去”戰略急迫且滿載壓力。

　　經過十幾年跨越式發展，國內資源承載力顯著下降。2013年，我國煤炭消費量已經超過36億噸，生產和消費量均達到全球的50%左右。這種超速消費的結果是，優質煤炭資源已經被瓜分殆盡。超強度的資源消耗也使環境承載能力顯著下降，燃燒劣質煤炭被認為是造成連續大范圍、高濃度霧霾天氣的重要污染源之一。而且，國內的煤炭生產與消費成逆向分布，大批煤炭的長距離運輸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甚至一度超過進口煤的成本價格。

　　恰恰在這次跨國投資研討會上，澳大利亞昆士蘭州政府貿易投資機構駐北京辦事處，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辦事處，加拿大礦業、冶金和石油協會，加拿大貝內特瓊斯商務咨詢公司北京代表處，俄羅斯米希爾煤炭業務大中華區銷售部門的代表們分別介紹了各自國家的煤炭行業投資環境、政策和機遇，希望能贏得中國投資者的興趣。

　　受2012年煤炭價格的大幅波動影響，全球投資者在煤炭資產并購上更加謹慎，但是，國內企業對資產和大宗商品的并購卻比較反周期。對此，吳正希給出的解釋是：國內投資者的投資期限更長，受到國際范圍經濟因素的影響相對較少，因此，當其他競爭者缺乏并購資本時，中國投資者就會去購買，以確保未來供給價格較低。

　　對全球煤炭市場而言，“拋煤”的“買賣”有著積極的一面。對于有實力的投資者來說，行業寒冬正是兼并重組良機，而面向全球的兼并重組更是難得一遇。例如，企業“走出去”的管理服務體系日臻完善。國家制定的一系列涉及資金支持、金融保險(放心保)、外匯管理等支持企業“走出去”的政策措施，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政策體系、服務體系、宏觀監控體系。煤炭企業規模實力的顯著增強，使得一批以煤炭生產為主、多元化發展的綜合能源企業集團得以快速發展壯大。資料顯示，目前，國內有8家企業原煤產量超過億噸，有11家煤炭企業進入“2013世界500強”行列，千萬噸級智能化綜采成套裝備、百萬噸煤炭直接液化示范工程、煤制烯烴成套工業化技術開發和應用取得顯著進步。

　　此外，煤炭企業“走出去”已經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實踐經驗。兗礦集團、神華集團、徐礦集團、中國煤炭科工集團、中國煤炭地質總局、鄭州煤機等煤炭企業在“走出去”的多個領域，進行了富有成效的實踐探索，在如何適應國外的法律、人文、生態、文化等方面為更多國內煤炭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然而，“走出去”也挑戰多多。我國煤炭企業尚未徹底解決“大而不強”的問題。即便是進入“2013世界500強”的11家企業，在資產回報率、人均效率等質量效益指標方面，與國際先進煤炭企業相比，也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煤炭企業投資能力下降也在某種程度上減緩了“走出去”步伐。2012年以來，在煤炭需求增幅回落、產能建設超前、進口煤炭沖擊等多重因素疊加影響下，煤炭行業經濟效益大幅下降，規模以上煤炭企業虧損面已經接近1/3。對投資標的國適應能力不足也成為“走出去”的制約因素。我國企業海外并購的成功率只有40%左右，除了前期調查和準備不足，最主要的原因是“走出去”的企業一時難以適應國外的法律環境、社會習俗、文化氛圍。

　　為“走出去”做點什么

　　目前，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持續顯現，世界經濟復蘇充滿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由高速增長期進入中高速增長期，企業進一步轉型升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異常繁重。如何適應新形勢，迎接新挑戰，全面提升中國煤炭工業的國際合作質量，提高中國煤炭企業的國際化水平，已成為中國煤炭行業和煤炭企業必須應對和化解的重要課題。

　　新生經濟學創始人郭夏認為，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引擎就是中國的海外投資，這將帶來整個國際金融秩序的一次重大變革。綠地集團總裁張玉良則認為，在全球經濟緩慢復蘇之時，各類資源的價格都比較合理，此時“走出去”具有難得的成本優勢。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辜勝阻提醒海外投資要關注投資風險。海外并購包括資產的整合、人力的整合、品牌的整合、文化的整合，其中，文化整合最為關鍵。他還表示，在推進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政府要有宏觀指導，要有高水平服務;銀行要拓寬外匯儲備運用的渠道和服務;企業要通過市場滿足國際化人才技術和資金需求;商會要防治內部惡性競爭;中小企業要抱團推進產業技術發展;中介機構要提供專業化的咨詢服務，尤其是法律服務;內地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要高度重視通過香港“借船出海”。

　　針對國有企業海外投資頻頻失敗，郭夏表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缺少必要的調研和研發。要改變這一局面，必須增加投資中的研發比重。比如，總投資100億，就要考慮拿出3個億甚至5個億去搞勘探、調研和各種預案研究。他還強調，隨著中國海外投資的擴展，更多的主權財富將分散在世界各地。國家應該考慮為更多的海外財產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