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個制造產業去年設備利用率低于國際標準，鋼鐵、電解鋁仍在擴張產能

　　記者：去年國務院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化解產能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但其實對產能過剩問題還存在爭論，爭論產生的一個原因是人們用不同的標準來衡量，對此您怎么看?

　　陸百甫：產能過剩是否嚴重，國際上通行以產能利用率來衡量，即實際產出與潛在產能之比。這里所說的潛在產能，是已經形成的設備綜合生產能力，歐美國家一般認為產能利用率在79%—83%這一區間屬于產需合理配比。

　　我國產能過剩問題的嚴重性在于，低于過剩水平的產業不止國務院文件中提到的五個行業。據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組織實施的“2013中國企業經營者問卷跟蹤調查”顯示，我國企業設備利用率總體上為72%，其中制造業僅為70.8%，比2012年又低了一個百分點，超過70%的企業家認為本行業存在產能過剩問題。紡織服裝服飾業、造紙及紙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制品業、醫藥制造業、電機及器材制造業、計算機通信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等19個制造業產能利用率都在79%以下，有7個產業產能利用率還在70%以下，只有2個接近79%。

　　記者：化解產能過剩的相關政策出臺以來，過剩情況有什么新變化嗎?

　　陸百甫：當前，中國產能過剩有加劇之勢。上面提到的那些嚴重產能過剩行業，目前仍有一批在建、擬建項目，正在繼續擴張，使產能過剩有繼續加劇之勢。據統計，目前電解鋁行業在建項目產能達1000萬噸，2013年新建成投產約420萬噸，如果全部投產，電解鋁產能將擴張至3800萬噸，產能利用率將降至50%。

　　鋼鐵企業擴張沖動也沒有減弱。有資料顯示，2013年已開工項目510個，如果在建、設計、規劃項目全部投資建成，我國煉鋼能力將再增5000多萬噸。有鋼鐵企業家形容說，目前是“老大”(指國家項目)準建，“老二”(指地方項目)私建，“老三”(指民企項目)偷建。據業內人士信息，目前鋼鐵行業新建項目獲批者不足40%，60%是“黑戶”，未批先建，不批私建。

　　警惕成長性過剩

　　總量過剩、成長性過剩與結構性過剩并存，新興產業勿走傳統產業老路

　　記者：產能過剩在最近十幾年的發展中出現過幾次，但這次情況似乎很復雜，您怎樣分析目前產能過剩的新特點?

　　陸百甫：當前我國產能過剩中，三類過剩——總量過剩、成長性過剩和結構性過剩同時存在，并出現重疊加重狀況。

　　過去產能總量過剩行業一般是總量過剩突出，而同時又有行業內部結構性不足的問題。而這一輪產能過剩行業不僅總量絕對性過剩，內部還出現了多數產品的產能普遍性過剩問題，形成了產能嚴重的“絕對性過剩”。如鋼鐵行業、電解鋁行業、水泥行業等問題尤為突出。所謂成長性過剩，是指產能過剩不僅局限于一般性傳統產業，煤化工、風電設備制造業、多晶硅、光伏電池等部分戰略性新興產業產能同樣嚴重過剩。有資料顯示，目前我國風電設備產能利用率僅為67%，光伏產能利用率僅為57%，而多晶硅產能利用率更低，僅為35%。

　　記者：新興產業發展過程中是否必然會產生過剩?兩種過剩應該怎樣看待?

　　陸百甫：是的，成長性過剩出現，一般是新興產業發展階段必然現象，往往隨著市場需求的開拓，產能過剩的矛盾會較順利地得到緩解，甚至還會出現短時期產能不足的問題。

　　但我國目前存在的成長性過剩，有一個值得警覺的問題，那就是技術上的低水平重復發展，某些核心技術并不在自己手中，如光伏產業和多晶硅行業。結構性過剩過去主要表現在“低多高缺”，即低端產品產能過剩，而高端產品產能不足。而這次許多行業產能過剩，不僅“低多”，而且“高也多”，即由于某些高端產業產能盲目擴張，也造成了“高水平重復”。

　　對目前新興產業產能過剩，我們必須警示：不要走傳統產業的老路。因為導致傳統產業產能過剩的體制機制性因素仍然存在，新興產業同樣也是一哄而上，新興產業結構趨同也同樣會帶來債務、稅收、就業等多方面的問題。

　　產能過剩成因復雜

　　有全球性、階段性和周期性特征，政府與企業“風助火勢”

　　記者：當前產能過剩的復雜性與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緊密融合有深刻的聯系吧?

　　陸百甫：的確，此輪產能過剩產生的大背景，具有全球性、階段性和周期性特征。

　　在全球化推動下，西方工業國陸續將能耗高、污染重、用勞多的工業產業轉移至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改革開放初中期，大量接續了這種“產業轉移”，有的行業產能甚至高達世界總產能的70%—90%。產能過度集中于中國，成為出現絕對性過剩問題的根源。這種接續有利有弊，最近幾年弊端更多顯現。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國際需求大幅下降，中國作為“世界制造業工廠”首當其沖。

　　中國已進入轉型發展新階段，結構優化、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質量提升，成為中國產業發展目標導向。產業高端化、高級化新要求，又使部分行業的落后產能和過剩能力成為行業累贅，治理產能過剩更成為突出問題。

　　記者：在探討產能過剩時，輿論總把板子打在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上，您贊成此觀點嗎?

　　陸百甫：輿論的板子重點打在“政策盲目性”上面，這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對。應當客觀認識到，市場同樣存在盲目性。產能過剩應是政府行政手段和市場無序競爭雙重吸引力作用的結果，并非許多輿論上單一的，僅是“地方政府政績”驅動的結果。實際上，政府行為與企業行為的追逐之間，存在“風助火勢”的連帶關系。這種“雙向合力”是在共同利益，即政府追逐財政，企業追逐短利下，合流形成的。如鋼鐵行業，當市場需求及價格信號出現“利好”時，就“雨后春筍”般一哄而起。

　　從戰略高度思考產業布局

　　引導過剩產業積極實施“再轉移”戰略，把治理產能過剩變成提升發展量級的契機

　　記者：看來這一輪治理產能過剩是一場硬仗，您有什么建議嗎?

　　陸百甫：認識是第一位的。我們不能僅僅從傳統的淘汰落后產能、提高能源資源和設備利用率等業務層次來看待產能過剩治理工作，而須從產業整體構架的戰略選擇定位上，來思考各個產業的能力布局和結構設計，從戰略高度看待產能問題。

　　任何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都要經歷低端、中端、高端的階段，中國也不例外。改革開放前35年，我們抓住了國際產業格局大轉變的黃金機遇，從低端起步，發展成“世界工廠”。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中國自身發展轉型已明顯出現三大轉變：即由過去重點依靠外需轉向主要依靠內需;由過去主要依靠外延投資擴張轉向重點依靠內涵創新提高;由過去主要依靠外生動力推動轉變為重點依靠內生動力推動。這三大轉變要求對中國產業結構和布局，作出新的更加有活力、更加顯優勢、更加利持續的調整，必須徹底改變過去“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長線平衡”的觀念，以新需求籌劃新結構，鏟除產業累贅，擺脫“世界低端制造工廠”的處境。也就是說，中國產業發展到了必須要舍棄一些東西的時候了。

　　記者：在目前的發展階段，您認為中國的產業布局應該舍棄哪些東西?

　　陸百甫：“國際產業轉移”是全球化過程中的一種必然趨向。上世紀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承擔發達國家的傳統產業，是第一次國際產業轉移。如今，從全球化進程看，中國等新興國家已成為國際產業分工中的第二梯隊主要成員，當時承接來的產能出現嚴重過剩，從發展規律考慮，必須抓住契機，積極能動地實施部分傳統產業的再轉移戰略，即第二次國際產業轉移。

　　這種國際產業轉移可以有多種形式，需要制定一個兩全的規劃，在與接續國的合作發展中實現雙贏：一是以實體投資方式，把部分產能轉移到第三梯隊國家，以用部分產品回報;二是以援助方式，遷部分產能至第三梯隊國家，幫助其發展經濟、增加就業;三是以國際拍賣招標的方式，在國際市場出售部分較為先進的產能設施;四是以“走出去”的方式，變國內設廠為國外設廠，變國內供料為國外供料，變國內市場為國外市場，變國內用工為國外用工。實施“再轉移”戰略，是中國發展的另一新機遇，也是中國脫開低發展階段的必要步驟。治理產能嚴重過剩是一個契機，與“再轉移”戰略相結合，更有利于中國再發展的平穩過渡和發展量級的再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