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和技術歸口單位達到27家，會聚了2000多名標準化專家，技術支撐能力不斷增強。我國正在牽頭制修定17項國際標準項目，承擔了5個ISO技術機構秘書處，2位專家當選國際標準化技術機構主席，大大提升了我國在國際紡織標準領域的話語權。各級政府、行業團體、企業以及消費者對標準工作高度關注，標準化工作為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是，標準化工作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也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標準制定對象越來越細，標準數量大幅增加，但標準覆蓋面越來越小，標準之間交叉重復矛盾和標準缺失老化陳舊問題并存，并有愈演愈烈之勢。

　　二是國家和行業近年來制定了大量的產品標準，出臺了眾多的推薦性產品標準，使得我國政府標準與企業標準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錯位、越位和缺位現象嚴重。加之在質量監督和市場貿易中企業標準受到“非國民待遇”，企業標準的空間被擠占，地位逐漸喪失，作用逐漸弱化。

　　三是在大量細化的產品標準被制定為國家標準或行業標準后，產品標準的比重大幅上升，目前已超過一半。這與國際及國外發達國家標準體系中基礎通用和方法標準占主體的結構相差甚遠，標準類型結構嚴重失調。

　　四是由于以上原因相互疊加，加上近年多地出臺一系列鼓勵企業制定國標和行標的獎勵政策，使得企業對標準的關注點轉移到了政府標準的制定上，從而忽視了對企業自身標準體系的建設和實施，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企業提升產品質量和產品創新的動力。

　　五是在地方獎勵政策的驅動下，標準成為個別組織和機構追逐和力圖控制的“抓手”和“制高點”，制定標準有被異化為謀利工具和被當作產業來經營的危險。這些問題的存在和交錯，增加了標準系統的熵，加大了標準工作的系統風險。

　　標準是為產業發展服務的，在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今天，標準升級勢在必行，重點是從五方面入手。

　　一是加強頂層設計，推動標準市場化：我們現行的標準工作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仍具有濃厚的計劃色彩，一元化的標準結構已不適應如今的市場經濟體系，滿足不了市場對標準的需求。此外，企業標準、社會團體標準、聯盟標準等新的標準形態由于缺少法律定位和未被納入國家質量監管體系之中，也不能形成有效的標準供給。

　　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總要求，紡織行業也要發揮市場在標準化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簡政放權，推動標準市場化，把該由社會和企業自主制定的標準交給社會和企業，政府標準要實現歸位，同時政府要推動建設公正公平公開的標準化法制環境，使各類標準各司其職、各負其責，最終形成合力。

　　二是推動建立政府、社會和企業三級標準體制：標準體制的改革，根本還是要處理好政府、社會和企業三者之間的關系。目前，我們需要對這三類主體制定標準的職責、范圍進行界定，明確這三級標準之間的關系，并制定相應的管理辦法加以規范，“先挖渠后放水”，以防落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

　　三是增強企業標準的地位和作用：現行標準化法將企業標準作為我國四級標準體制中的一個重要層級，但沒有對企業產品標準在市場貿易尤其是在產品質量監督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進行充分表述。企業是市場的主體，也是產品質量的責任主體，在執行國家強制性要求的前提下，企業應該根據市場和消費需求以及企業自身品牌建設有一定的自主權。而政府和社會層面則需要更加關注公益類、行業性和基礎通用與方法標準的制定。

　　四是社會團體標準亟須規范化：與國際通行的標準體系相比，我國缺少社會團體標準這一層級。其實，行業有一些協會、產業聯盟已經探索制定了少量協會標準和聯盟標準，但由于現行法規中沒有相關規定，這些標準制定后并沒有什么實際意義和作用。為了滿足市場需求，解決標準的有效供給問題，應該發揮社會團體標準的作用。但需要在法律層面加以定位，準確界定社會團體標準的范圍，同時在“一業多會”的情況下，要制定相關管理辦法，就各層次、各類型社會團體制定標準加以規范。

　　五是從最終用途制定標準，推動貿易型標準體系建設：如前所述，要建立一個政府標準、社會團體標準和企業標準相互協調配套的標準體系，必須對現行政府標準體系進行精簡改造，把可由市場機制產生的標準交由市場解決。

　　精簡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從最終用途角度制定貿易型標準，對現行政府標準進行去水分式“瘦身”，提高政府標準在加強宏觀調控和建立統一市場方面的作用，加強健康安全、環境保護方面的保障作用，社會組織也應以制定貿易型標準為準則，把生產型標準交由企業自主制定，從而使標準對產業的服務、支撐和引領作用得到真正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