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30日，國土資源部對外宣布，將于2014年啟動重金屬污染耕地修復、地下水嚴重超采綜合治理試點。

　　從2008年開始，針對耕地污染治理的政策密集出臺。受政策利好影響，眾多土壤修復企業短時間內迅速增多，且魚龍混雜。此外，地方政府尚處于“示范工程”階段，專業人才資源有限，短時間內難以適用于大面積的耕地土壤修復。

　　面對5000萬畝中重度耕地污染，資金問題是繞不過去的一座大山。“四十分之一”2012年，國土資源部年度土地利用變更調查結果顯示，全國耕地面積為20.27億畝。國土資源部副部長王世元透露，環保部土壤狀況調查結果表明，全國中重度污染耕地大體在5000萬畝左右。而國土資源部的地質環境調查，在區位上及整個評價上和環保部趨同，即全國中重度耕地污染面積相當于全國耕地總面積的四十分之一。2013年初，廣東省查出多批次來自湖南省的鎘超標大米，引發了群眾的“鎘米”恐慌，以及對湖南耕地污染狀況的猜測。同年6月，記者了解到，湖南省農業廳對全省4525萬畝農產品產地進行了污染區域類別劃分，篩選出了重點污染區域。“湖南目前糧食年產量是600億噸，即使重度污染區退出口糧生產，估計可能一共影響十幾億斤到二十億斤左右。雖然數目不太確定，但我們認為對湖南省的糧食生產不會造成很大影響，因為我們每年糧食產量上下浮動十幾億斤是很正常的。”

　　當時，湖南省農業廳相關工作人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但直至2013年12月中旬，“鎘米”產地湖南益陽多名農業系統工作人員均表示，益陽市尚未劃定農產品禁止生產區，農民的農業生產照常進行。政策信號“現在國家要做重金屬污染耕地修復試點，我認為需要三個前提：一是問題嚴重，二是要有成熟可靠的技術，三是要有行業統一的修復標準。而后兩個條件，目前都還不具備。”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劉陽生這樣分析。

　　重金屬污染治理及土壤修復技術是劉陽生的研究領域之一。他和他的團隊從2005年開始，就著手研究城市淤泥堆放農田對土壤的影響等耕地重金屬污染課題。

　　劉陽生的另一個身份，是中國環保產業協會重金屬治理與土壤修復專業委員會(以下簡稱“專委會”)秘書長。他記得，2010年之前，全國涉及重金屬污染土壤修復的企業不超過20家，其中真正具備專業能力、“叫得出名字的”只有5家左右。而到了2013年，專委會掌握的企業數量已經超過300家。行業混亂“我國環境保護工程中的大氣污染控制、固體污染控制、水污染控制等技術，大多是引進國外成熟技術后消化使用的，但是土壤不一樣。”劉陽生說。

　　據他介紹，美國的重金屬污染土壤大多受污染面積較小，受污染土壤體積較小，因此主要采取固化填埋的方式處理。“我國的耕地土壤修復，目的是恢復土壤的農業生產功能，滿足農業的生產要求，這就決定了我們的產業技術是對污染物進行固化、穩定化處理。”

　　劉陽生帶領開展的耕地修復項目，目前采用的都是原位化學穩定化技術，即在土壤原有位置上用化學藥劑與重金屬元素發生化學反應，使其不再被雨水浸出或被植物根系吸收。“目前國內做原位化學穩定化的企業很多，但最大的問題在于很多企業添加的藥劑配方不夠合理，導致必須添加很多才能起到穩定效果，造成成本過高、改變土壤性質、植物減產等后果。”劉陽生說，“這300多家企業真正技術過關的并不多，這就是行業現狀。”

　　劉陽生透露，土壤修復行業內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對于土壤修復工程沒有統一的驗收標準。目前采取的驗收標準五花八門，加劇了市場混亂。“缺乏統一標準，對行業的不利影響很大，因為標準決定了修復采用的技術路線，也決定了工程實施的成本。”劉陽生說。

　　一項修復工程完成后，通常需要政府驗收。驗收時，政府聘請的各方專家會給出專業意見，判斷此項工程是否適合在當地大范圍推廣。

　　劉陽生發現，許多驗收專家給出的意見并不專業。“很多地方政府聘請的專家并不是土壤修復方面的專家，而是其他從事水、大氣、固體廢棄物處理的專家。”劉陽生補充道，“事實上，目前中國土壤修復方面的專家很少，因為這個領域在中國被關注的時間很短，不超過十年。”巨資從何來“目前我國的示范工程中，修復一畝耕地企業報價4萬元，這只是中間價位。如何定價，涉及到農田里污染物的種類、數量，污染的程度以及修復要達到的效果。目前我國示范工程平均下來，報價至少要達到5萬元一畝才能使企業保本。”劉陽生說。

　　目前，我國耕地土壤修復均屬于示范工程，即由政府出資，涉及范圍、面積較小，通常只有幾百畝。“做示范工程的目的就在于測試一種修復方案在當地是否可行，是否有推廣價值。”

　　據劉陽生了解，目前這種示范工程在全國遍地開花，一年至少開展數十個。其模式是政府選定需要修復的地區，公開招標，企業經過調研后做出修復方案投標，最終由專家委員會等機構選出中標者進行修復。

　　土壤修復資金量大，是環保部門最為頭痛的問題。環保部重金屬污染防治辦公室主任張嘉陵曾表示，每年環保部門用于重金屬污染防治的資金，僅能支持為數不多的項目。因此，我國5000萬畝中重度污染耕地若要開展修復試點甚至推廣，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便是“錢從哪來”。“即使按照最少3萬元一畝的修復價格來計算，5000萬畝土壤修復也要花去1.5萬億元。這些錢要國家出是不可能的，只能吸引社會資本，但前提是國家出臺什么樣的政策去支持這個產業。”劉陽生表示。

　　對于如何吸引社會資本參與修復，劉陽生有兩個想法：“若是污染場地修復，如一家廢棄的化工廠，隨著城鎮化過程，其所在地成了城市核心區，土地價格會飆漲。如果政府在出讓土地的同時要求開發商修復土壤，這是符合開發商盈利需求的，他就會為了利益而去修復土地。這種情況已經有不少成功案例。”

　　對于面積更大的耕地修復，劉陽生提出的設想是依靠大型農業企業進行修復。“政府可以做中間人，將一片受污染的耕地集中起來，給農業企業幾十年的使用權，但前提是必須修復好耕地用作農業用途，原來的耕地承包農民可以采取入股方式獲得收益。大型農業企業的優勢在于能夠提高土地的產出價值，我相信這條道路是行得通的。”(丁筱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