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國土資源形勢分析報告》指出，我國在稀土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問題，目前我國稀土行業發展面臨著雙重“兩難”局面。

　　一是保護稀土資源與保持國際市場優勢地位的“兩難”局面。一方面，我國要保護稀土資源，最大限度的實現稀土的稀有價值;另一方面，我國稀土生產需要占有國際大部分市場，使稀土能夠成為國家的外交砝碼。

　　二是控制稀土開采與保障地方經濟發展的“兩難”局面。一方面，保護稀土資源實現稀土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稀土產業在某些地方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產業鏈。控制開采在一定程度上會對當地的經濟發展造成影響，如何協調二者之間的關系，面臨兩難選擇。

　　價格暴漲暴跌

　　2011年上半年，我國稀土和稀土產品價格暴漲暴跌，氧化鑭由29.5元/千克漲至165元/千克，氧化釹由290元/千克漲至1400元/千克，氧化鋱由2950元/千克漲至21500元/千克，氧化鏑由1665元/千克漲至13500元/千克，氧化銪由3200元/千克漲至28000元/千克，半年間價格暴漲近9倍。

　　但是，2011年第三季度，我國稀土市場下游訂單比第二季度縮水近半，而且下游企業三分之二處于停工或半停工狀態。停產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稀土價格暴跌，另一方面是2011年稀土開采指標已經用完。同時，稀土價格開始快速下滑。12月份，氧化鑭價格回落到135元/千克，氧化釹價格降至825元/千克，氧化鋱降至13000元/千克，氧化鏑降至6900元/千克，氧化銪降至15000元/千克，雖然下半年稀土價格大幅下滑，但仍遠高于年初價格。

　　稀土面臨“內憂”

　　稀土價格的暴漲暴跌，從根本上反映出行業散亂和無序競爭，我國稀土行業發展面臨“內憂”。

　　一是我國稀土資源儲量減少，走私泛濫。2001~2010年，我國稀土儲量下降超過兩成，尤其是南方的重稀土資源下降更快，儲采比降至10年左右，珍貴的稀土大量浪費。2010年我國出口稀土39813噸，遠遠高于出口配額量。與此同時，稀土走私繼續泛濫。據不完全統計，在2009年前后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我國海關連續破獲稀土走私大案數起，涉案稀土總量上萬噸。

　　二是稀土開發環境污染嚴重。在相當長時期，我國稀土資源開發過程中存在生產方式粗放、資源浪費嚴重等一系列問題，特別是一些企業環保意識薄弱，環境污染嚴重。三是資源所在地有大力開發稀土資源的沖動。由于稀土價格的快速上揚，擁有稀土資源的地區看到了稀土開發對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因此極力主張開發稀土資源。

　　稀土“外患”重重

　　《2011年國土資源形勢分析報告》認為，我國稀土行業發展還面臨“外患”。

　　一是世界貿易組織的不利裁決將危及我國的稀土行業。

　　二是日本在海底發現大量稀土資源。日本發布研究報告稱，在海域發現稀土儲量約為900億噸，從技術角度很容易提取和煉制，目的是為了給我國稀土行業發展施加壓力。

　　三是日本稀土戰略的調整，大幅增加稀土預算，同時稀土問題外交化，并研究稀土替代品。

　　四是美國稀土礦提前重啟生產，可能沖擊輕稀土市場。為應對稀土價格的高漲和我國稀土出口的下降，美國最大的稀土礦帕斯山稀土礦山已經提前重啟生產，預計2012年可以達到2萬噸，主要用于美國國內使用。

　　同時，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國也在重啟稀土生產。如果這些國家稀土礦山完全投產，必然會沖擊我國稀土在全球市場份額，特別是輕稀土市場。

　　限制出口遭投訴

　　鑒于稀土資源的稀缺性和對環境造成的嚴重污染，我國近年來一直致力于對稀土采礦和加工業務進行整合和清理，并對出口進行配額管理。但遭到歐美日的強烈反對，指責我國導致全球稀土供應緊張和高技術產品元件價格暴漲。

　　2009年，美國、歐盟、墨西哥相繼就我國限制鋁土礦、焦炭、螢石、鎂、錳、碳化硅、金屬硅、黃磷和鋅等9種原材料出口向世貿組織提出申訴，指責我國通過提高出口關稅，制定出口限額以及嚴格的出口許可證獲取條件等方式影響這9種原材料出口價格提高，使我國國內的制造商獲得不正當的競爭優勢。2011年7月，世貿專家組發布調查報告，認定我國限制出口不符合世貿組織規定，支持美國、歐盟和墨西哥對我國的投訴。2012年1月，世貿組織發布裁決報告，指出我國違反了國際貿易準則，要求我國必須馬上降低出口關稅，并解除出口限額。雖然裁決未涉及我國17種稀土元素的出口政策，但我國近年來對稀土出口連續實施限制，很可能成為下一個被投訴的目標。

　　行業管理仍待加強

　　國土資源部信息中心資源分析室主任劉樹臣建議，我國應通過控制開采總量、提高生產集中度、嚴厲打擊走私和提高環保門檻等手段，整頓稀土行業秩序。在國內培育大型稀土企業的同時，鼓勵企業“走出去”，在其他國家稀土資源開發的起步階段介入，實現稀土資源的共同開發。

　　同時，國土資源部繼續與工信部等稀土行業管理相關部門加強溝通、密切配合，從稀土行業發展的各個層面進行規范，包括生產領域、出口控制、國家收儲以及行業監管機構設置等方面加強協調聯動，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三位一體的儲備體系，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協調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從而實現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