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門的數據顯示，過去5年，我國生物醫藥產業規模增長了2倍，研發經費增加了4倍，國際上發表論文增加了6倍，申請臨床研究的藥物數量增加了8倍，專利數量增加了10倍。預計到2020年，我國生物醫藥產業將達到6萬億元的規模。

　　更具有特別意義的是，2009年6月，經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的《促進生物產業加快發展的若干政策》出臺，明確了將生物產業培育成為我國高技術領域的支柱產業。隨之，地方政府紛紛制定了各自的生物產業發展規劃，大大小小的生物醫藥產業基地一夜成林。目前，我國形成了以基礎研究為主的北京生物園、以后期研究為主的天津國際聯合研究院、以臨床研究中心為主的上海生物園、以大型動物實驗基地為主的云南生物園以及江蘇、石家莊、武漢等九大生物園。

　　科研成果產業化不理想

　　對于當前這股生物產業基地建設熱潮，王宏廣指出，與上世紀80年代的“開發區熱”和90年代中期的“高新區熱”相比，目前國內生物產業園表現出建設主體企業化、投資結構多元化以及規劃目標明確、發展思路清晰的特點，這在北京、上海、石家莊等地的生物與新醫藥產業化基地發展中體現得較為突出。

　　然而，上下游技術開發不協調、資金投入不足等諸多困難，對當前風風火火建設的生物產業基地來說，依然是其產業化過程中不可忽視的瓶頸。

　　而且，生物醫藥科研成果的產業轉化狀況不理想正成為困擾產業發展的瓶頸。最新數據顯示，生物醫藥研發經費占醫藥產業整體研發經費的比重不到15%，卻發表了包含生物技術、臨床醫學和基礎醫學在內的占全行業43%比重的論文;相比之下，其專利成果僅占了全行業的17%，而且這一比例還有下降的趨勢。

　　這種研發成果在論文和專利上比重差距較大的現狀，暴露出我國生物醫藥研發成果產業化能力的薄弱。

　　國家業界聯合共破瓶頸

　　如何提高研究成果的轉化率，提升生物技術產業化水平?王宏廣指出，我國生物醫藥技術要走向國際化，必須完善生物醫藥研發機制，整合資源，對生物醫藥研發機構、人才、硬件等三個要素進行重點建設，并配備具有多層次知識結構的研發人才，多渠道、多元化籌集研發資金，遵循我國現行的GLP、GCP和生物新藥申報程序進行研發和新藥注冊。

　　事實上，中山健康產業基地、長沙國家生物產業基地、湖南瀏陽生物醫藥園等醫藥產業基地在生物技術產業轉化方面也都進行著各自的探索，比如與新藥創新中心合作、建立產業化服務中心、設立創業孵化基金等等。而王宏廣也特別提到了北京中關村生命科學新城運用企業化運作模式，他認為北京中關村生命科學新城形成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與成果轉化體系的思路值得總結，不僅解決了資金難題，還為成果轉化樹立了標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