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峰會召開前夕首次提出“碳減排目標”，即將在2020年前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這一減排承諾體現了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負責任態度，也是符合中國自身的利益。

　　這是因為，原有經濟增長模式導致中國偏重于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發展，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資源。例如，2006年我國GDP總量占世界GDP總量的5.5左右，但能源消耗卻占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5%。這種經濟增長方式是不可持續的。

　　當中國對外正式宣布減排目標后，這標志著中國將正式進入碳總量控制時代。由于“碳強度”指標既與經濟增長速度直接相關，又反映了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碳排放的減緩。碳排放的減緩，意味著二氧化碳排放增長速度要低于GDP增長速度，這對經濟增長有很大的制約作用。因此，尋求低碳下經濟增長將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大方向。

　　由此，“減排承諾”或成一種倒逼機制，將促成或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但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制約增長方式轉變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產業結構必須調整。從短期來看，產業結構調整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但卻可以實現增長方式轉變，并保證未來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從這個角度分析，減排與產業結構調整在目標和方向上是一致的，而且在行動上也能做到一致。故此，“減排”為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指明了方向，或者說找到了一個突破口，產業結構調整也完全可以從減排入手。

　　所以，在筆者看來，中國能否實現“減排承諾”，調整產業結構至關重要。也就是說，產業結構調整是中國實現“減排承諾”的治本之道之一。

　　據此，筆者認為，產業結構調整，首先是要朝著能源消耗相對較小的產業方向進行調整，這種產業結構調整將帶來十分顯著的減排效果。

　　從目前來看，我們必須及時改變以工業化、城市化促進經濟發展的增長模式，即改變以往過于依賴對能源和資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工業發展模式。因為，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是由工業帶動的，工業能源消耗要占到全社會能源消耗的70％以上，工業也成為耗費能源和資源的最主要產業。這種過于依賴消耗能源和資源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由此產生的二氧化碳對全球氣候和人類來講也是難以承受的。

　　有鑒于此，產業結構調整，在方向選擇上應逐步轉變或過渡到以第三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上。這樣，隨著第一產業比重的下降，不是像過去30年那樣主要向第二產業進行轉移，而是更多向第三產業轉移，通過第三產業比重的上升，就直接可以降低單位能耗。

　　其次是產業結構調整將促使我們重新審視發展重化工業問題。從減排的角度分析，由于重化工業要比輕工業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高許多，發展輕工業顯然應該優于發展重工業。但從提高GDP增長來看，結果似乎恰好相反，因為發展重工業更容易在短期內提高GDP的增長速度。

　　確實，中國經濟的發展軌跡也印證了這一點。例如，1995年，輕、重工業比例調整到47.3：52.7。但隨著工業化進程加快，以機械電子工業、石油化學工業、汽車制造業、航空航天工業及建筑業等為主體的重化工業得到了快速發展，2008年輕、重工業比重已分別變為28.9%和71.1%。盡管向重化工業的主導型產業結構轉變，對工業內部結構向更高層次演進而言有其必然性，但1：3的輕、重工業結構恰恰與國內經濟有意無意地忽視消費的現實是密切相關的。

　　在反思中國產業結構調整時，盡管我們已經意識到要實現由生產型向消費型、服務型的轉變，這也符合節能減排目標。但是，這樣做是要以“犧牲”重化工業發展為代價的，甚至短期內還會對經濟增速帶來“減速影響”，問題是我們能承受或接受這樣的犧牲嗎？這說明，與減排一樣，產業結構調整可能甚至必然要 “犧牲”短期利益，但這是尋求長期穩定、健康增長的一種“代價”。

　　從上述分析可見，在中國即將正式進入碳總量控制時代后，產業結構調整對中國能否實現“減排承諾”影響深遠，也再次凸顯了當下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緊迫性與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