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部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10個月，我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6274億元，同比增長10.3%（折合943.6億美元，同比增長7.3%）。

　　受訪專家表示，2020年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由降轉升，年增長率保持在10%左右。在總體規模保持增長的同時，中國對外投資結構不斷優化的趨勢愈發明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隨著制造業對外投資規模的增加，可以帶動第三產業的投資，或將成為未來的一個增長點。

　　對外投資結構不斷優化

　　中央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院副教授劉悅在接受《中國貿易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的增長態勢延續了近3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上升趨勢。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在2016年達到最高峰，隨后國家出臺相關政策限制了部分非理性的對外投資，之后對外投資額逐年下降。自2020年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開始由降轉升，增長率保持在10%左右。

　　“值得關注的是，在總體規模保持增長的同時，中國對外投資結構不斷優化的趨勢愈發明顯。”劉悅說。

　　從產業結構來看，近10年來第三產業對外投資占比超過七成，遠遠超過了制造業。2021年流向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金融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投資均超過百億美元。其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保持第一位，并且增長率超過20%。今年前10個月的數據也延續了這一態勢，凸顯了第三產業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在不斷增強。

　　隨著我國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對外投資的地區結構不斷優化。

　　商務部數據顯示，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72.5億美元，同比增長6.7%，占同期總額的18.3%。劉悅表示，目前中國境內投資者在“一帶一路”沿線設立境外企業超過1.1萬家，涉及國民經濟18個行業大類。在具體行業分布上也有明顯的特點，其中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建筑業三個行業占比在50%左右，這和其他區域主要集中在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上有明顯區別。尤其是在海外承包工程方面，中企展現了強大的生命力，成果顯著，極大地推進了“一帶一路”倡議下各國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

　　機遇與挑戰并存

　　當今世界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因素明顯增加。我國非金融類對外投資也受到各種外部因素制約，面臨著較多的投資風險。對此，劉悅分析說，當企業面臨經濟下滑的風險，就需要對未來收益進行更理性地預期，選擇合適的對外投資時機。在世界經濟復蘇脆弱乏力之時，企業的估值通常會下降，部分企業甚至會面臨經營困難，因此跨境并購的成本會更低，中企可以從中尋找優質的并購標的。

　　“近年來，多國出現的貿易保護主義仍未消退，使得部分國家間的貿易成本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劉悅說，這對于對外投資既有阻礙作用，也有推動作用。劉悅分析說，一方面，貿易成本上升影響了企業中間投入品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動，從而沖擊了企業在不同國家的投資和供應鏈配置。對此，企業可以積極利用新簽訂的區域貿易協定（如RCEP等）調整在國外的生產布局。另一方面，貿易成本上升使得終端產品生產者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更有吸引力。為了服務目標市場，做出口與到目的地國家直接生產是兩種互相替代的方式，當出口成本大幅上升時，到目的地國家或第三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有效規避貿易成本的影響。

　　此外，近年來部分國家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在一些戰略性行業或關鍵性基礎設施行業加大了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審查力度。還有部分國家經濟社會出現了較多不穩定因素，甚至出現動亂、沖突等。企業開展對外投資時要充分認識到這些風險，并考慮在多個國家進行投資，分散風險，避免某一個國家出現不穩定因素時對企業造成大幅沖擊。

　　在劉悅看來，雖然國際上出現了一些限制投資的因素，但是整體而言各國絕大部分的政策還是鼓勵國際直接投資的。

　　可向第三產業發力

　　“在積極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背景下，為了更好地暢通‘雙循環’，對外直接投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渠道。”劉悅表示。

　　第一，企業可以更加積極地利用全球資源要素，通過海外研發中心吸引全球的智力資源，通過境外并購吸引先進的技術、管理和市場，通過合資等方式儲備開發更多的自然資源。

　　第二，積極利用大型區域貿易協定提供的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有利環境。RCEP已于今年初正式生效，同時中國也在積極爭取加入CPTPP等區域貿易協定。這些高水平協定的條款不僅大大降低了對外投資的政策壁壘，也在知識產權保護、競爭政策、政府采購等可能會影響國際直接投資的制度方面提供了保障，這都將顯著促進企業在成員國的投資。

　　第三，繼續抓住“一帶一路”倡議提供的機遇。目前去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第三產業的投資規模還比較小，這可能是未來的一個增長點。隨著制造業對外投資規模的增加，可以帶動第三產業的投資。第三產業企業可以發揮規模效應，既可以服務目的地國家的中資企業，也可以服務當地本土企業。(實習記者 王煜)

　　 轉自：中國貿易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