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東方、好未來等教培巨頭相繼宣布退出義務段培訓，業內人士稱，這是“雙減”政策要求的必然結果，隨之而來的就是教培機構教師的就業問題。

　　專家認為，教培時代的落幕是必然結果，應該適時出臺幫助學科類培訓老師重新就業的措施，防止校外培訓從地上轉為地下。治理校外培訓使得制造焦慮的因素有所減少，但是在當前的唯分數、唯學歷的評價標準下，要想真正緩解家長的焦慮，仍需進行教育評價改革，提高學校教學質量，強化學校的教育主體作用。

　　新東方、好未來等相繼宣布退出義務段培訓

　　11月13日，學而思母公司好未來通過官方微博宣布，中國內地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服務將于2021年12月31日截止。在此之前，將保質保量完成用戶已報名的此類課程服務。

　　該公司稱，將發揮長期以來積累的教研及科研優勢，積極拓展科技服務和素質教育等業務，并將繼續致力于幫助孩子們找到自己的興趣與特長，努力為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貢獻力量。

　　無獨有偶，另一個教培巨頭新東方此前已經宣布在11月底之前停止經營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校外培訓服務業務。俞敏洪在近日的直播中提到，已退租1500個教學點，并向農村學校捐贈8萬套桌椅。

　　業內人士：影響最大的是培訓機構的教師

　　西安一位培訓行業的業內人士透露，從明年春季學期開始，西安學而思將只保留高中學科培訓和義務段素質類課程，教學點也會大面積退租，每個區只保留一到兩個教學點。

　　學而思的老師則會進行分流，一部分可以轉到其他非營利教培機構繼續從事學科培訓，但是該機構和學而思沒有法律關系；還有一部分老師會留下繼續進行美育、科學等課程教學；其他愿意離職的就會按照公司規定辦理離職。

　　這位業內人士表示，按照“雙減”的要求，要對教培機構進行資金監管、收費限價，再加上營轉非，“這一系列組合拳打得我們暈頭轉向”，培訓機構轉為非營利機構，利潤就會大大壓縮，商業本就是逐利的，沒了利潤，自然會退出。

　　“影響最大的其實是老師。”業內人士表示，培訓機構就是靠著高工資才吸引了優秀的教師，這些教師很多都是985、211等名校畢業的，一畢業就從事該行業，也沒有其他技能，轉型較難，去公辦學校又嫌工資低，可選擇余地很小，“大部分老師愿意繼續干，很多人還在觀望。”

　　家長：希望減負又怕孩子跟不上

　　得知這一消息，有家長給培訓機構的老師打電話，希望能幫忙弄一套教材。“可以看出家長還是比較焦慮的。”某培訓機構教師說。

　　“孩子一直在上，如果突然上不了，真不知道該怎么辦。”西安高新區一位初二學生家長劉女士說，13日一早收到學而思的通知，雖然已經有了思想準備，但還是有點懵。“中考競爭激烈，不敢松懈啊，而且他們的課程確實不錯。”劉女士說，還是希望能繼續上，如果實在上不了就只能另做打算了，身邊已經有人在私下找家教了。

　　“很糾結，又怕孩子負擔重又怕孩子跟不上。”家長張女士的女兒上小學二年級，雖說孩子還小，但身邊很多人都已經給孩子報了全科培訓，眼看著培訓班一個個關門倒閉，巨頭也開始退出市場，心里說不出的感覺，“如果都像我們小時候也挺好，但是時代不同了，不能同日而語。”張女士說，身邊的家長文化水平普遍都比較高，也很重視教育，她很擔心孩子不學就會落后。

　　“我們要充分相信國家的決心，一起給孩子營造好的環境。”家長陳先生的孩子上幼兒園大班，他認為，“雙減”政策的落地可以看出國家教育改革的力度，隨之而來的還會有一系列配套改革，這些組合拳就是為了減輕孩子和家長的負擔，家長也該轉變觀念了，畢竟孩子的健康成長比什么都重要。

　　專家：教培時代落幕是必然結果

　　知名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說，好未來、新東方這些“頭部”學科類培訓機構退出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科類培訓服務，是必然的選擇。根據“雙減”意見，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科類培訓機構，必須登記為非營利機構，嚴禁資本化運作。那么，已經上市的教育公司，就必須剝離非營利的學科培訓業務。這也意味著資本化運作遠離學科類培訓機構，教培時代落幕。

　　熊丙奇說，可以預計，隨著要求所有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科類培訓機構年底前必須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才能開展培訓業務措施的落實，學科類培訓機構會加速轉型、退出。

　　熊丙奇認為，相比一些機構卷款跑路，新東方、學而思算是“體面”退場，而影響最大的要數教培從業人員，再就業問題需要得到重視。應該適時出臺幫助學科類培訓老師重新就業的措施。學科類培訓老師如果再就業受阻，可能重拾老本行做家教，導致學科類培訓轉向地下、進入家庭。“不少地方招聘新教師，是面向應屆畢業生，那么，這些學科類培訓教師就沒有參加招聘的機會。”熊丙奇認為，有必要配合“雙減”意見的落實，為培訓機構教師的順利再就業，創造平等的機會和條件。

　　“公開合法的培訓機構的縮減，并不意味著學生的培訓負擔就減輕了，如果不能有效地疏導家長對校外培訓的需求，培訓就可能轉到地下、走入家庭。”熊丙奇說，這個問題其實已經引起了監管部門的關注，教育部已經發布了相關政策。

　　熊丙奇認為，減輕家長的焦慮，防止校外培訓從地上轉地下，應該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必須推進教育評價改革，如果教育評價還是唯分數、唯升學論，就很難把學生和家長從學業負擔中解放出來，這是我們必須直面的現實；其次要強化學校作為教育主陣地的作用，這也是“雙減”所提出的“既要推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也要提高學校的教育質量”；最后應加強家庭教育的指導，讓家長有健康的家庭教育理念。

　　“校外培訓機構被治理了，制造焦慮的因素有所減少，但是并不意味著家長的焦慮就可以緩解。”熊丙奇說，因為在現實的教育評價體系之下，家長還會面臨著孩子中考或高考的競爭。有的家長擔心孩子在中考之后被分流到中職學校，因為社會存在著學歷歧視的用人導向。所以最根本的還是要進行教育評價改革，強化學校的主體作用，通過各方努力、共同治理，最終達到“雙減”的目的。（記者 趙瑞利）

　　 轉自：華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