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學會副秘書長、中國-東盟金融合作學院院長楊再平20日下午在中國-以色列全球創新發展合作南寧論壇上表示，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科技供給和科技轉化兩大瓶頸。這方面，以色列民間資金大比例投向創新行業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

　　演講全文如下：

　　我國經濟發展一直存在兩大瓶頸：一是科技供給瓶頸。主要表現為創造先進科技成果的教育與科研體系的數量、質量及其能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先進科技的存量與增量滿足不了經濟進一步高質量發展的需求，核心科技對外依存度高，被卡脖子的項目與頻率日益增加。二是科技轉化瓶頸。主要表現為科技成果轉化率及轉化效率遠低于發達國家。對此，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給出的數據是，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10%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40%的水平。最近，人民大學沈健教授《中國科技成果轉化率與美國差距有多大，問題在哪里？》一文很學術認真地將科技成果轉化率限定為專利轉化率，基于統計數據和論文文獻，推算出中美兩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數值分別為6%和50%；以“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指標衡量則差距進一步拉大，兩國的數值分別為6%和100%。不管怎樣，差距是相當大的。

　　上述兩大瓶頸的進一步表現即經濟增長的科技貢獻率相當較低。2019年我國經濟增長的科技進步貢獻率達59.5%，自己縱向比在不斷進步，但與美國、日本、芬蘭等世界上公認的創新型國家科技進步貢獻率幾年前就已70%以上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

　　另一表現即從國際產業價值鏈看，我國仍處于產業價值鏈低端，出口附加值很低，技術含量也很低。比如世界440種主要工業產品種280種我國產量第一，但多無自主知識產權及品牌。我國出口產品中，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占70%，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只占30%多點，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2%。蘋果手機在我國組裝，其利潤44%歸美國，30%歸日本，10%歸韓國，我國僅3.6%。

　　我們必須正視上述瓶頸，抑或承認差距與落后。這方面，我們還要重溫小平同志當年的語重心長：“要承認自己落后，特別在科學技術領域里。承認落后就有希望。閉著眼睛連自己的面貌都看不清楚，不照照鏡子不行。”

　　對此，黨中央國務院是正視現實并高瞻遠矚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之三就強調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全面塑造發展新優勢。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建設科技強國。剛剛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將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列入明年要抓好的八項重點任務之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方面，以色列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眾所周知的以色列，領土面積僅約2萬平方公里，2/3的國土被沙漠覆蓋，其國土上石油、天然氣資源十分匱乏，人口不足800萬，長期處于與阿拉伯國家抗爭的戰爭環境中，人均GDP超過4萬美元，更被世界各國視為全球的創新工廠。這個猶太小國奇跡般地造就了新興高科技公司密度僅次于美國硅谷的神話。自建國以來，以色列一直致力于科學和工程學的技術研發，其出產的學術論文數量就人口來算也是全世界最高的。以色列有限的自然資源以及對于教育的強烈重視使得高科技產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大，其在軟件開發、通信、和生命科學上都是世界頂尖的國家之一，經常被稱為是第二個硅谷。除了重視科技研發以外，更重要者就在于注重科技成果的轉化。從簡單數字看，其科技成果轉化率高達85%，科技對GDP的貢獻率高達90%以上。

　　而這一切又得益于金融的神奇作用。根據以色列IVC咨詢公司的數據，以色列到了2014年，與創業公司相關的風險投資進入了突破性的一年，全年共有688家創業公司獲得本土以及全球范圍的融資，總額達到了34億美元。與全球創業最活躍的美國比對：美國2014年高科技創業公司投資額達到470億美元，但是以色列國土面積僅為美國的0.5%，人口為美國的2.7%，以色列高科技創業公司吸引到的風險資金卻超過了美國的7%。

　　以色列為什么在金融催化創業創新方面做得成功？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其民間資金大比例的投向了創新行業。以色列在全世界領域內，研發投入都是占GDP比例最高的國家，但是政府在研發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卻恰恰相反是最低的之一，大部分資金都來自于民間，通過VC/PE將個人資本與創新公司對接，形成蓬勃的生態圈，這樣，個人財富得以支撐了國家的創新實力，同時個人財富也在這一過程中得以快速升值。

　　2010年以色列人均風險投資額為170美元，美國為75美元。7年前，以色列的人均創業投資就已經是美國的2.5倍，歐洲的30倍，中國的80倍，印度的350倍。

　　創業公司吸引到的國際風險投資也促進了部分GDP增長，1999-2002年以色列高科技創業公司吸引到的國際風險投資占GDP的0.6%，居世界第一。以色列的R&D投入占GDP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而R&D里很多事實上就來自于國外的VC投到以色列公司的B輪C輪。時至今日，以色列本土已經有很多優秀的早期VC基金，比如行業里大家耳熟能詳的JVP,Magma,Pitango,Carmel,Aleph等等，但這些基金往往只主投種子和A輪。從B輪以及以后的成長期投資基本都是被之前提到的Sequoia,Greylock這樣的國際一線品牌所壟斷的。這個國家面積跟北京差不多，人口不到北京的一半，但在納斯達克的上市公司數量卻僅次于中國和美國，超過了整個歐洲所有國家的總和。雖然地處最危險和荒蠻的中東，以色列卻吸引了來自全世界的巨頭公司和風險投資紛至沓來。及至今日，有三百多家跨國公司把科技研發中心開在了以色列，并且這個彈丸小國受著這個全世界最高密度的風險投資，甚至超過了硅谷。除去硅谷，以色列是世界上初創企業最多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人均獲得風險投資數量世界最高，比美國還高出一倍多。

　　綜上所述，借鑒以色列成功經驗破解我國經濟發展的兩大瓶頸，必須借助金融的神奇作用。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即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無論是社會地考察還是個別地考察——要求貨幣形式的資本或貨幣資本作為每一個新開辦的企業的第一推動力和持續的動力。”亦如熊彼特所說：“所謂資本不外乎企業家把所需的具體的物質資料置于自己支配之下的杠桿，是為達到新的目的而處理物質資料或給生產指出新的方向的手段而已。”更如《千年金融史》作者戈茲曼所說：“金融讓人類的創造力得到了更有效的發揮。如果沒有金融，那么只有那些已經積累了財富的人才能創業。金融則使得沒有原始財富積累的人也能夠成為企業家。……這是聯結金融和經濟增長的最基本邏輯。”

　　更精準地說，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必須借助風險投資資本的神奇作用。從某種意義講，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不能沒有大眾風投資本的支持，或者說，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不能沒有以色列式全民VC/PE。

　　據統計，全球風險資本投資從2010年的520億美元激增至2017年的1710億美元，增長了200％以上；大致同期2013-2018年，我國創業風投累計投資額從2634.1億元增長到4769億元，增長了81%。與前者相比，我國風投增速仍未跑贏世界。這表明，我國風投還有很大發展空間，還須大力發展。

　　這些年來，我國民間借貸“量價齊升”。一段時期，溫州的民間借貸市場利率水平，已經超過歷史最高值，有的甚至高達月息15分，即年利率180%。無法律保障高風險非法集資屢禁不止，年年案量齊增，2019年全國共立案打擊涉嫌非法集資刑事案件5888起，涉案金額5434.2億元，同比分別上升3.4%、53.4%。而另一方面，正規金融體系風險投資嚴重供不應求。何不建立恰當機制，鼓勵VC/PE行業發展壯大，降低個人投資者投資創業創新領域的門檻，從而形成支持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多層次資本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