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發農村地區消費潛力，既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和疫情沖擊的有效途徑，也是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要舉措，更是打贏脫貧攻堅戰和鄉村振興的迫切需求。近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對提振大宗消費重點消費和促進釋放農村消費潛力作出部署，要求建設立足鄉村、貼近農民的生活消費服務綜合體。

　　整體來看，我國廣大農村地區蘊藏著巨大的消費潛力。隨著我國精準脫貧和鄉村振興戰略的穩步實施，農村地區消費需求在量與質兩方面呈現新的特征。量的方面，在新型城鎮化建設推進下，我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降至約40%，但龐大的消費群體基數使農村地區仍成為不可忽視的消費增量藍海；質的方面，多元化、高檔次的新興消費需求在農村地區加快積累和形成，消費市場容積正不斷擴展。

　　整理國家統計局數據可見，從近3年來看，農村消費品零售總額每年的同比增速都比城鎮快1個百分點以上，占全國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也在持續提升，這是好的一面。但與此同時，掣肘農村消費的因素仍然存在，要充分釋放農村地區潛在購買力，縮小農村消費市場與城鎮的差距，千方百計提高農民購買力成為當務之急。

　　收入水平是影響農村居民消費預期的重要變量，更是轉化為實際購買力的關鍵因素。與城市相比，目前我國農村地區收入普遍較低，前三季度，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占城鎮居民的約37%，有限的收入無疑會抑制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提升。縱觀當前我國農村地區，增加農民收入有兩大重要渠道，其一便是外出務工，從2016年到2020年，我國貧困勞動力外出務工人數已增加1000多萬人，外出務工涉及三分之二的貧困家庭，這些家庭三分之二左右的收入都來自務工，務工已成為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培養農民新技能、加強農民職業教育的重要方式。

　　在農民務工“走出去”的同時，也要在“引進來”上下功夫。當前，我國正推動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而這成為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另一重要渠道。對此，除應繼續完善土地制度有關政策外，要加大力度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鼓勵農村開展農業適度規模化經營，不斷推廣土地流轉收租金、要素入股分紅等模式，釋放制度改革紅利。對有創新創業需求的返鄉農民，要鼓勵其發展農村產業，如農產品加工業、文化旅游業、康養休閑產業等，進而加速培育新型農民隊伍，拓寬農民增收渠道。

　　相對于歐美發達國家，當前我國農村地區居民儲蓄率偏高，農村居民出于防老防病等需要，被迫不斷增加預防性儲蓄，減少了商品和服務消費，這種“有錢不敢花”現象無疑對農村地區消費形成掣肘，而這對健全和完善農村地區養老和醫療保障提出更高要求。

　　我國農村地區養老保險體系建設仍滯后于社會經濟發展需要。與此同時，雖然截至2019年年底我國全口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覆蓋面穩定在95%以上，但醫療保障體系仍存在一些不足，如大病保險“二次報銷”后農民負擔仍較重、商業醫療保險在農村滲透率低等。

　　因此，仍需進一步建立健全農村地區社會保障體系，包括加強中央財政支持，充分發揮社保基金功能。同時，為降低農民負擔，需適當擴大醫保報銷藥物目錄，不斷創新醫療互助等新模式。在此過程中，保險機構大有可為，要根據農村農民實際需求，設計推出更適合農民需要的保險保障產品，從而打消農民消費顧慮，提振農民消費信心。

　　打通農村地區消費“任督二脈”，深度激發農村下沉市場，還需加強農村地區滯后的消費基礎設施建設。目前，我國仍有不少農村地區路況差，造成農產品進城、工業品下鄉雙向困難；有的缺電短網，也阻礙了網絡購物等消費模式在農村的普及。因此，在新時代需注重“線上+線下”兩端齊發力。在線上，要深入推進農村地區尤其是中西部貧困地區電網建設，改善網絡通信硬件設施，讓農村電商成為連通城鄉資源的通暢渠道，并由此為農民創業、就業、增收創造新機會。在線下，加強鄉鎮商貿設施和到村物流站點建設，推動國省道改造和農村公路改善。只有電更穩了，網更快了，道路更通暢了，才能為激發農村消費潛力奠定牢固基礎。

　　今年是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收官之年，更大激發和釋放農村地區尤其是貧困地區消費潛力，還需加大消費扶貧力度，以此不斷提升農村和農民生活水平，這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