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6年的攻堅年到2017年的深化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注入新內涵。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這是一個化蛹成蝶的轉型升級過程，既充滿希望又伴隨陣痛，既非常緊迫又艱巨復雜。

　　用改革的辦法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在鞏固成果基礎上，針對新情況新問題，完善政策措施，努力取得更大成效。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裴長洪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說，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作為今年政府重點工作任務的第一項，能否取得更大成效，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否深化的重要標志。

　　去產能方面，今年要再壓減鋼鐵產能5000萬噸左右，退出煤炭產能1.5億噸以上；要淘汰、停建、緩建煤電產能5000萬千瓦以上。裴長洪表示，要扎實去產能，不能平均按照行政區域分配壓縮產量指標完成任務，要把“僵尸企業”的信貸資金列入不良資產，主動暴露風險。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發改委原主任徐紹史對本報記者表示，2017年是去產能的攻堅年，要綜合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統籌處理好去產能與穩定供應、優化結構、轉型升級的關系，科學精準、有序有效去產能，并對任務完成情況嚴格驗收，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真去真退。

　　去庫存方面，今年將堅持分類調控，重點解決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過多問題，將去庫存與棚戶區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設、建立住房租賃市場等更好地結合起來。例如，今年將再完成棚戶區住房改造600萬套，繼續發展公租房。裴長洪認為，要因城施策去庫存，要用立法手段解決房屋空置率問題，加快繁榮租賃市場。

　　去杠桿方面，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今年，將推進資產證券化，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將會深入，將加大股權融資力度，強化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財務杠桿約束，逐步將企業負債降到合理水平。裴長洪說，要嚴控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過度融資，嚴防股市、房地產的杠桿率。

　　降成本方面，今年將擴大小微企業享受減半征收所得稅優惠的范圍；簡化增值稅稅率結構，今年由四檔稅率簡并至三檔，進一步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大幅降低非稅負擔，全面清理規范政府性基金，取消城市公用事業附加等基金，授權地方政府自主減免部分基金；取消或停征中央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35項，收費項目再減少一半以上；減少政府定價的涉企經營性收費，清理取消行政審批中介服務違規收費；繼續適當降低“五險一金”有關繳費比例；通過深化改革、完善政策，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裴長洪認為，要多措并舉降成本，嚴格財政預算管理，將預算收入使用納入審計和監查范圍。

　　在補短板方面，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針對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的突出問題，加大補短板的力度，加快提升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創新發展、資源環境等支撐能力。例如，報告認為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大的短板，今年將深入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今年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以上，完成易地扶貧搬遷340萬人。

　　更多應著眼于體制機制建設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科所原所長賈康對本報記者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是改革，它與全面深化改革、落實新發展理念是相通的，核心是體制機制創新，最終目標是形成經濟增長新機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多應著眼于體制機制建設，維護良好的市場環境，培育市場信心，形成經濟社會發展的良性循環。”賈康表示，要完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加強市場監管，輔之以企業與行業自律，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和市場信心。市場機制的效率來源是充分完善的競爭，政府有責任保障市場競爭環境的公正、公平、公開，完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完善相關法律制度。

　　要完善體制機制，鼓勵創新，發揮技術創新在產業升級中的核心作用。賈康認為，一是強化知識產權保護，保障創新者的合法收益；二是政府應加大對技術創新的補貼，降低研發階段的私人成本與投資風險，同時加強對技術創新后私人收益的保護，盡量使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對等。

　　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教授劉志彪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未來只有進一步進行徹底的政府改革，大幅度地簡政減稅，才能真正實現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形成內需驅動型經濟。他認為，只有從干預企業過多轉向為企業和市場提供高質量的制度供給，進行以制度創新為核心的職能改革，大力調整政府的管理方式和提高宏觀調控能力，才能在降稅費、減稅負、松管制的同時，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生出刺激擴大內需、增進發展信心和促進新動能崛起的作用。

　　這是政府自身的一場深刻革命，要繼續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堅決披荊斬棘向前推進。

　　政府工作報告進而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必須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全面實行清單管理制度，制定國務院部門權力和責任清單，擴大市場準入負面清單試點，減少政府的自由裁量權，增加市場的自主選擇權。

　　賈康說，簡政放權并不是說政府可以放手一切不管了，政府不僅是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者，還應該是市場規則的主要供應者和執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