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最近很火。2017年伊始，無論是武漢、鄭州兩個國家中心城市的塵埃落定，還是合肥獲批“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看齊京滬，都將中部置于目光焦點和前所未有的政策高點，這向外界傳遞的明確信號是：在“十三五”的第二個年頭，中部，特別是中部某些城市站上了一個更高的發展層面，或者說是一個絕佳的歷史機遇期。他們不再只是承接沿海產業梯度轉移的大后方，也不再是一味輸出勞動力的策源地，在中國制造業見底和艱難轉型的關鍵期后，未來的全國先進制造業中心將在中部誕生，這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增長平臺的重要機會。中部的城市競爭，也由此充滿了確定性和不確定性。

　　形成若干個副中心城市符合區域發展規律和國家戰略精神，而在有限的資源和配置資源的能力下如何平衡好中心城市與其他城市的關系，增強大省會的輻射能力而不是虹吸效應，實現共同發展，則考驗著地方政府的智慧。

　　經濟總量占全國的比重由2005年的18.8%提高到2015年的20.3%，這是過去十年中部地區交出的“成績單”。

　　雖然只是不到兩個百分點的“上位”，但支撐這個數字的卻是這些年來以省會的突進式發展為代表的中部速度。

　　尤其在2016年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形下，中部幾大省份的表現也不遜色。2016年前三季度，除了山西仍受傳統工業拖累外，河南、湖北、湖南的經濟總量均位居全國前列，江西、安徽雖然經濟體量不大，但增速領先。

　　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是，中部發展的十年，也恰是中部省會城市騰飛的十年。數據顯示，2015年，武漢、鄭州、長沙、合肥四座省會城市的GDP是2005年的4-6倍。省會城市的迅猛發展為全省GDP貢獻了成倍增量，從而帶動了全省發展。

　　出于歷史或現實的原因，中部大省不約而同地走上了“做大省會”的路徑。分析人士認為，這種路徑帶來的好處是可以“集中優勢資源辦大事”，起到迅速做大做強的作用。

　　但省會模式的弊端也顯現出來：單極帶動越發吃力，周邊小城市發展緩慢。目前，多個省份已在有意識地打造副中心城市，培育多個省內增長極。

　　省會“一城獨大”

　　如果簡單以省會GDP占全省的比重，作為省會強勢度的主要指標，通過計算可以發現，武漢在中部省會中最強勢。從2001年開始，武漢占湖北的GDP比重就一直在30%以上，2015年達到36.9%。

　　湖北GDP排名第二的宜昌，2015年占全省經濟的比重僅為11.5%，第一、二名之間就相差了逾25個百分點，可見湖北經濟對武漢依賴程度之高。

　　湖南、安徽的情況也與之類似。2015年，長沙占全省經濟總量的比重為29.3%，與第二名相差19.4%；合肥占全省經濟總量的比重為35.7%，與第二名相差14.6%。

　　與上述強勢省會相比，河南、山西、江西的省會城市GDP占比并不算高，在20%左右，但是與省內第二大城市相比，比重相差均在10%以上，仍然表現出省會“獨大”的傾向。

　　回溯中部省份前十年的發展，湖北、河南、湖南、安徽做大省會的路徑是比較明顯的。

　　其中，武漢的“大”由來已久，2005年武漢占全省經濟比重就達到33.96%，經過十年發展，提升了3個百分點。鄭州占全省經濟比重十年間提升了4個百分點，長沙提升了6個多百分點，合肥則提升了近10個百分點。與此同時，隨著省會的做大，它們和省內第二大城市的差距有所拉大。

　　“省會獨大”除了表現在經濟上，也表現為省內其他優勢資源的集中。從教育資源看，中部六個省份的985、211高校，無一例外地全部集中在省會城市。如湖北是優質高校資源云集之地，共有985、211高校7所，卻全部集中在武漢。而反觀東部大省江蘇，11所高校在南京、蘇州、無錫、常州、徐州均有分布。

　　同時，外資在上述省會的集中度也最高。一座城市的產業是否多元化、高科技產業水平、交通網絡、基礎建設及人才資源，都成為吸引外商投資的條件，省會城市無疑是首選。

　　當地商務部門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9月，在湖南投資的世界500強企業達到135家，其中超過100家位于長沙；截至2016年8月，來湖北投資的世界500強企業達241家，而早在2014年末，在武漢落戶的就達到216家，居中部首位。

　　而隨著武漢、鄭州升格為國家中心城市，加上“鄭州大都市區”和“武漢城市圈”建設，省會“一城獨大”的現象也許會更加突出。

　　交通樞紐成就大省會

　　為什么“做大省會”會成為中部大省的共同選擇？

　　事實上，這一發展路徑幾乎是中西部省份的慣例。多位專家分析認為，對于缺乏水運這種低成本交通方式的內陸地區而言，交通成為制約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而省會往往是該省交通樞紐，壯大省會成為一種自然結果，其中涉及到歷史、市場選擇和行政手段干預等多種原因。

　　武漢之“大”有其區位優勢因素也有其歷史原因。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長秦尊文表示，“這并不是湖北刻意為之，歷史上武漢就一直很強大，目前占據全省經濟總量的比重也相對穩定。”

　　從歷史角度講，武漢的地位從清末到民國一直處于加強的階段，直至1949年以來的工業重鎮，武漢此前的經濟地位并不比沿海省份低。這種歷史的長期選擇與武漢九省通衢的區位優勢也密不可分。

　　拋開歷史的原因，河南大學中原發展研究院院長耿明齋表示，由于經濟體制轉型還未完成，權力在資源配置中也扮演關鍵作用。“在原本資源稀缺的情況下，首要考慮的就是讓省會成為資源配置中心。”

　　行政權力在安徽發展中的推動展露無遺，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三分巢湖，做大合肥”。

　　2011年，安徽省政府宣布撤銷地級巢湖市，其力度之大，令人側目。拆分巢湖后，合肥受益最大，合肥市面積擴大40%，達1萬平方公里，最為明顯的好處就是有利于合肥濱湖新區的發展。近年來，隨著濱湖新區的崛起，合肥的首位度不斷提升，產業發展、公共資源的集聚，使合肥從長三角不起眼的城市成為和南京、杭州并列的副中心城市。

　　此外，合肥近年來積極布局“米”字型高鐵，已經成為承接整個中國四維八方的中心城市，全國高鐵樞紐地位對助推合肥快速發展起到了立竿見影的作用。

　　鄭州也是如此。作為一個“火車拉來的城市”，鄭州交通發達的程度排在全國前列，在此基礎上，鄭州與周邊城市互動頻繁，輻射能力也得到增強。

　　“城市發展，取決于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機制，基本的原則是要素向低成本的地方聚集，而一個區域經濟活動成本的高低最終取決于交通的便利程度。內陸地區形成的中心城市，往往是交通樞紐，這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耿明齋表示，“鄭州的發展就充分得益于其交通樞紐地位的確立和便利化程度的提升。”

　　河南省科學院地理所所長馮德顯也表示，鄭州處于東西部經濟交往的必經之路，是人流、物流、信息、資金最暢通的地方。在新開放時代，鄭州又處于新絲綢之路的前沿地區，地理區位的優勢是不可替代的。

　　交通和城市發展顯然是相得益彰的，交通便利成為做大省會的基礎，省會強大后有更多能量來完善交通，進入良性循環。目前，長沙和武漢也在規劃“米”字型高鐵網，“十三五”期間多條鐵路被納入規劃。

　　多核發展是趨勢

　　如果把目光放到長三角，就能明顯看出中、東部發展的差異。數據顯示，2015年，江蘇省會南京GDP占全省經濟比重為13.8%，蘇州占20.7%，，無錫占12.2%，經濟主要由這三座城市拉動。同時，其他省內城市如南通、徐州、常州的發展也較為均衡。

　　浙江的杭州占全省經濟比重為23.4%，寧波為18.7%，溫州、紹興、嘉興也均占不小比重。

　　在江、浙地區，除了南京、杭州外，蘇南和浙東明星城市輩出。而在缺乏中心城市帶動的中部地區，除了省會城市，叫不出太多響亮的名字。

　　耿明齋表示，如果有條件，雙中心或多中心的發展模式更利于地區發展。一方面是區域分工的趨于合理，另一方面可以引入競爭機制，激發經濟的活力。

　　秦尊文也認為，均衡發展對區域肯定是有利的。“湖北經濟中武漢的占比較重，但不是一味堆大的，為了均衡其實也在有意識地發展宜昌和襄陽。”

　　數據顯示，2015年，宜昌和襄陽的GDP均達到3000億以上，足以媲美西部一些省會城市；從GDP占全省比重來看，宜昌從2005年的9.2%擴大到2015年的11.5%。

　　在國家出臺的多個文件中，也數次提到多中心建設。早在2010年出臺的皖江城市帶規劃中，就提出要打造合肥、蕪湖“雙核”模式；《中原城市群發展規劃》也明確指出，要“進一步提升洛陽副中心城市地位”；《促進中部崛起“十三五”規劃》提到，“做大做強洛陽、宜昌、蕪湖、贛州、岳陽等區域性中心城市”。

　　形成若干個副中心城市符合區域發展規律和國家戰略精神，而在有限的資源和配置資源的能力下如何平衡好中心城市與其他城市的關系，增強大省會的輻射能力而不是虹吸效應，實現共同發展，則考驗著地方政府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