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東北經濟整體增速在全國各主要經濟板塊中仍然墊底。

　　《經濟參考報》記者深入東北各地調研了解到，由于經濟結構單一，創新能力欠缺，東北經濟發展患上了“路徑依賴癥”，近二三十年，每當外部市場變化時，東北經濟與其他地區相比“上得快、下得更快”，適應性弱、波動幅度大。有專家指出，東北要走出困境，必須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最重要的是學習長三角、珠三角的市場文化和市場觀念。全面振興東北，需要清除思想觀念滯后、體制機制束縛、發展路徑固化等一系列障礙。

　　重官輕商：“為了投資，恨不得給他們下跪”

　　一位乳品加工企業負責人對比在江蘇和東北一些城市的投資經歷說，在江蘇，與政府談好了條件就萬事大吉了。可在東北一些城市，今天談好了明天官員不高興就會變，換了主官更是要推倒重來。“有時，為了投資，恨不得給他們下跪。”

　　遼寧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專家委員孫政說，在東北地區一些官員乃至一些群眾心里，“官”和“管”最重，身份和等級意識強。反映在一些政府行為上，就是吃拿卡要；反映在一些企業行為上，就是利益輸送；反映在社會風氣上，就是“關系文化”盛行。眼下，東北三省不少人已意識到這些問題，并開始反思和努力改變。

　　“東北最缺的不是資金項目，而是先進的思想觀念。”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劉彥平說，這主要與東北長期受計劃經濟影響和國有經濟比重偏大有關。東北要走出困境，必須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最重要的是學習長三角、珠三角的市場文化和市場觀念。

　　采訪中，一些專家認為，東北目前在思想觀念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問題：一是一些官員思想保守，不敢創新；二是一些官員知識和工作方法陳舊，不會創新；三是重官輕商，欠缺契約精神和規則意識，致使營商環境問題較多；四是一些人“老大情結”濃厚，眼高手低，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等靠要”。這種狀況不改，東北經濟難有大起色。

　　令不少外來投資者深惡痛絕的“失信毀約”等現象發生，就是重官輕商觀念在作祟。一些民企老板甚至這樣說：“在不少人眼里，企業再大也是老鼠，官員再小也是貓。”

　　采訪中，無論是本地干部，還是外來投資者，乃至專家學者，談及東北問題時大多認為，與沿海地區相比，東北不少黨政干部在發展經濟方面思想落伍了。

　　山東奧德燃氣集團東北區域總經理林凡中曾向記者抱怨，同樣是國家出臺的PPP政策，他們在山東、江蘇等省份的項目都開工了，而東北的個別省份對國家政策的配套細則還沒有制訂出來。“與當地一些官員交流時，他們表示，要等別人實施了，沒有出現什么問題后再推進。”

　　像這樣的例子在東北并非個案。一些領導干部不僅日常工作中趨于保守，即使是在近年來中央賦予東北的一些改革試驗試點中，也縮手縮腳，以致創新性改革舉措并不多。

　　以備受關注的網約車新規地方細則為例，東北某市的新規惹來消費者眾多微詞：不但網約車車型標準不遜于北京等一線城市，而且還需要獲得交通運輸主管部門的運力指標后才能上路運營，這在全國獨一份。一些網友評論說，網約車這種互聯網催生出的新生事物，在那些管理者看來，非要進行有計劃的指標管理才讓人放心。

　　效率低下：“報了，批了，也黃了”

　　“鐵交椅、鐵飯碗、大鍋飯”這些沿海地區已解決的問題，在東北不少國有企業中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供水、供電、供氣社會化，這些南方企業已完成的任務，在東北才破題。

　　針對這種現象，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金鳳君說，從全國講，全面深化改革當前正在啃“硬骨頭”，但東北“肉”還沒吃完。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說，新一輪振興關鍵是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部分學者總結認為，一些地方政府集裁判員、教練員、運動員于一身。當裁判員時，存在著“三重三輕”：重管理輕服務、重國有輕民營、重政績輕實效，潛規則橫行。當教練員時，政府會成為產能過剩的重要推手。當運動員時，通過一些政府辦的經營主體直接參與市場競爭，與民爭利。

　　官員唱主角、市場當配角，后果是國有企業不活、民營企業不壯。去年，沈陽機床集團開發的新產品I5智能機床市場訂單大增，但苦于手頭缺錢難以擴大規模。另一方面，他們持股的昆明機床虧損嚴重。為此，沈陽機床擬在資本市場上出售持有的昆明機床股份。審批7個多月，因超過當初交易雙方約定的窗口期，交易自動終止。結果是“報了，批了，也黃了”。此事引起了有關領導的重視，沈陽市政府決定授予沈陽機床集團履行國有資產出資人職責，以解決國企決策效率低的問題。

　　全國工商聯2015年民營企業500強評比結果中，東三省上榜企業僅有10家，而浙江有138家，江蘇有91家。

　　一些地方和企業并不是沒有改革的意愿，只是對他們而言，發展比改革更緊迫更重要。早在10年前，東北某國有大型煤炭企業就針對企業存在的問題，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當時煤炭市場價格上揚，他們忙于鋪攤子建項目，改革遲遲沒有推進。今天市場低迷，他們不得不“斷臂求生”。

　　東北是計劃經濟進入最早、退出最晚的地區。計劃經濟曾在當年帶動了當地經濟快速崛起，奠定了東北“老大”地位，但這也是如今經濟遭遇困難、增長速度上不去的源頭。因此，大刀闊斧地破除體制機制束縛簡政放權，在東北迫在眉睫。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說，對東北而言，解決好體制機制問題非常關鍵。體制機制束縛強化了保守的思想觀念，固化了發展路徑依賴，更弱化了科技創新的動力。一些歷史包袱和遺留問題，也與此不無關聯。可以說，改革是東北振興的“總開關”。

　　結構單一：“一汽打噴嚏，長春就感冒”

　　近二三十年，每當外部市場變化時，東北經濟與其他地區相比“上得快、下得更快”，適應性弱、波動幅度大，而這主要源于東北經濟的“路徑依賴癥”。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分析說，東三省經濟重心在重化工和重裝備，面向的是投資市場。改革開放以來，波浪式推進的投資熱潮，不斷固化和強化著東北這一發展路徑。面向大眾的消費品，東北曾有眾多名牌產品如今凋零無幾。

　　專家們分析，東北經濟結構中，呈現出“一柱擎天”的特征：

　　在產業結構中，重工業占比過大。以遼寧為例，最新數字表明，全省規模以上企業中，重工業的企業數、資產、主營業收入、利稅分別占了71.8％、86％、81％、80.4％。

　　在不同所有制企業中，民企攀附國企的現象嚴重。像鞍鋼、一汽、大慶等國企周圍，有成百上千的民營企業，他們要么復制國企的產品，要么為國企供應零部件。

　　在城市發展中，對單個企業依賴過大。長春市44％的GDP，45％的財政收入來自工業，尤其是一汽，人們戲稱“一汽打噴嚏，長春就感冒”。遼寧的鞍山與鞍鋼、黑龍江的大慶與大慶油田等也屬于這類情況。近年來這種情況雖有所改變，但并沒有根本改觀。

　　這種結構，決定著只要“擎天柱”傾斜，整個經濟就會快速下滑。近年來，東北經濟結構也在發生著積極變化，但轉型速度滯后于其他東部地區，甚至是一些西部地區。

　　“十二五”期間，貴州省的GDP從4000多億元加入到萬億元俱樂部，一個重要因素是大數據相關產業從無到有發展到2000億元規模。曾經在貴州工作多年的中國銀行遼寧省分行行長賈天兵對此感慨頗深：“東北地區這些年沒有成長起這樣能夠撐起一片天的新產業，總是圍著傳統產業轉。這是東北經濟困難的重要原因之一。”

　　曾到東北一些地市考察過投資的海南中小企業聯合會秘書長郭珊娜等反映，東北一些地方官員眼里只有大工業、大企業，看不上規模偏小的新產業，如在智慧旅游、智慧制造等方面資金配套鼓勵措施就不突出，而南方一些地區則可享受外資同等待遇。

　　技術轉化：“不得不舍近求遠到外地”

　　中科院金屬所李依依院士說，東北是裝備制造業基地，按理說我們的成果更應該在本地轉化，但一些科技成果出來后，科研院所曾專門到一些國有大企業去推廣，可企業決策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才能定下來。而南方的民營企業主動上門來要技術，當場就可以拍板。

　　去年以來，東北地區不少黨政干部到深圳招商或取經，受到很大震動。他們將東北與深圳對比后認識到，重要差距在于創新能力。他們認為，從創新資源來看，東北并不遜色，但因為一些地方缺乏激勵創新與轉化的機制，科技成果和創新人才外流，結果是“墻里開花墻外香”。

　　東北科研機構和大學眾多。在吉林，其科技成果豐碩，但還是有一些“養在深閨人未識”。再看遼寧，中科院在全省就有6家研究機構，在本省轉移轉化科技成果與在其他地區轉移轉化的比例為1：6。

　　中科院長春應用化學所黨委書記鄒泉清說，東北有些地方政府辦事效率低，服務意識比較欠缺，有些科技成果轉化項目，一兩年都辦不下來營業執照，有些項目不得不舍近求遠，到長三角、珠三角轉化。

　　此外，東北不少國企對科技人員創新激勵措施有限。購買科技成果的經費審批程序較多，還要承擔失敗的風險，不少企業負責人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最近兩年，東北一批科技型企業迅速成長。比如，依托中科院沈陽自動化所的遼寧新松機器人公司產值以20％的速度增長，長春光電領域的科技小巨人企業飛速發展，顯示出新的氣象。但是這些創新力量尚不足以形成強有力的支撐，仍需廣泛培育和扶持。

　　東軟集團董事長劉積仁表示，如果把地區經濟比作人的軀體，創新就是造血的骨髓，東北經濟欠缺的恰恰是骨髓。創新能力上連體制機制，下接結構調整，關系到東北經濟能不能換上新引擎、走出新路子。

　　包袱沉重：“三座大山”成發展之痛

　　進入市場經濟，特別是國家對國企撥改貸后，東北國企的冗員、債務等負擔日益沉重，成為制約東北經濟發展的沉重包袱。第一輪振興時，國家支持東北打了一場減員分流、建立新型社保體系的卸包袱戰役，但限于當時財力，不少負擔并未徹底解決，形成歷史遺留的“三座大山”。

　　一是廠辦大集體問題久拖未決。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為安置回城知青，國有企業圍繞主業興辦一大批大集體企業，如今普遍陷入困境。這個問題在東北尤為突出，絕大部分企業停產、職工社保中斷。

　　這一問題還加劇國企經營困境。據黑龍江龍煤集團有關負責人介紹，近4年來企業虧損嚴重，仍然背著大集體職工的生活費用和社保費。在東北幾乎每一個國企都有這一問題。一位國企負責人苦笑說：我們背著包袱和同行競爭，怎么能取勝？

　　一些國企負責人測算過，受工資基數上漲等因素影響，每拖四五年，改革成本就會增加一倍。

　　二是企業辦社會和社會保障等政策性負擔重。當前，東北相當數量國企還背負著辦學校、醫院、物業等包袱。大慶油田每年為此要支出29億元，沈陽機床集團近年來也為此花了近20億元。“我們有上萬職工，背負了2000多人的大集體企業，加上辦社會的負擔，產品成本降不下來。”沈陽機床股份公司總經理趙彪說。

　　東北擁有全國最大的退休職工群體。從全國看，2.87個在職者“養”一個退休職工。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別是1.79、1.53和1.33個在職者“養”一個退休職工。這導致三省養老金發放壓力巨大。

　　三是部分城市資源枯竭轉型艱難。全國劃定的69個資源枯竭型城市中，東北占了21個。煤都撫順從建國初至2000年，以調撥價格向國家輸送原煤7億噸，長期開采使城區中心形成兩個近20平方公里、深達400多米的大礦坑和18平方公里采煤沉陷區，極大妨礙城市拓展發展空間，當地政府疲于應對常年頻發的地質災害和城市安全問題。撫順市發改委主任王金華說，市財政保證剛性支出都不容易，難以承受采煤沉陷區治理費用。

　　一些專家分析，這些歷史包袱若不加以有效治理，就會引向動力衰退的“死循環”。（陳夢陽 徐揚 石慶偉 王炳坤 梁冬 郭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