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 降低企業稅費“痛感”

　　關于企業稅負的討論，已跳出簡單的稅負高低之爭，更多是從稅制、稅費關系、非稅綜合成本等方面入手，全方位、深層次地思考如何降低企業稅費“痛感”，更好激發實體經濟活力——

　　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一席談，引發社會輿論對企業稅負的關注仍在發酵。“此次稅負爭論，確實有點不同。”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財政研究室主任楊志勇說。這是因為有關部門、學界、業界的大討論，已經跳出簡單的稅負高低之爭，開始從稅制、稅費關系、非稅綜合成本等方面入手，全方位、深層次思考如何降低企業稅費“痛感”，讓稅收更好服務于實體經濟。

　　稅制不同加重稅費痛感

　　姑且不論統計口徑是否嚴謹，對于產生“中國企業綜合稅負高于美國”說法的原因，不少專家均認為根源在于中國的稅制結構不同于美國。

　　中國以間接稅為主，稅收收入主要來自企業，美國則以直接稅為主，稅收收入主要來自個人。從稅負構成及承擔者來看，我國企業承擔了90%以上的各種稅費，個人承擔的各類稅費占比不足10%。“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決定了我國稅負從整體上可能高于以直接稅為主體的國家，企業承擔較多稅負的實際，又決定了企業對稅費痛感更加敏感。”楊志勇說。

　　認識誤區、統計口徑偏差，也會對企業“稅收痛苦指數”造成誤導。比如，所謂“中國綜合稅務高于美國35%”，就是將除了“正經”稅收以外的用能、土地、保險費等綜合成本，全當成稅來計算。專家表示，確實有西方國家寬口徑計算企業稅負，將一些具有稅收性質的收入算進去，但國家之間稅制不同，稅基不同，很難生搬硬套別國口徑。

　　還有一種認知誤區，認為“稅率是多少，企業就承擔多少稅負”。其一，這一說法忽視了稅負轉嫁因素。“占我國稅收收入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的流轉稅，依附于價格，受市場供求關系影響，可以實現轉嫁，企業只履行繳稅義務，并非負擔者。”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李萬甫說。

　　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李旭紅舉例稱，如果銷項稅是100元，進項稅是20元，應納稅是80元，就說這80元是企業稅負并不準確。“實際上，100元銷項可以轉嫁到客戶。此外，我國并沒有要求購買方一定要負責進項稅，那20元進項稅也可以轉嫁。80元應納稅額從現金流來看，企業并沒有完全負擔。”她說。

　　其二，應抵盡抵，能有效對沖稅負。“增值稅是中性的，在其鏈條上對產業、行業、企業都是有利好導向作用，改革需要完善的就是增加抵扣鏈條。”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管理合伙人張連起說，一方面要增加可抵扣的范圍，另一方面嘗試留抵稅額當期退稅。

　　收費不降影響減稅效果

　　“公路超載這么多年都根治不了，為什么？”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岳樹民笑言，正是沿途收費多、物流成本高，部分車輛只得鋌而走險通過超載來爭取利潤空間。

　　這從另一個角度折射出不規范收費給企業運行帶來的負擔。“有些地方政府的收費項目可謂五花八門。我曾作過一個統計，就房地產行業而言，相關收費就達97種。不少企業分不清楚，會把這些費統統當成稅。”張連起說，這些隨意性高、不規范性收費，帶給企業的負擔，遠高于統一征收、較為規范的稅。比如，一些地區行政審批前置的各類技術審查、評估、評價等存在中介服務項目多、收費額高，企業甚至抱怨“如果不找中介根本就通不過評估”。

　　在張連起看來，降費最應該關注的還有行政性事業收費和各類政府性基金。比如，排污費、水土流失防治費、林地補償費、社會撫養費、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等。比如，國家規定凡安排殘疾人就業達不到規定比例的用人單位，按其差額人數全額征收保障金，這個比例是在職職工人數的1.5%。“格力員工近8萬人，要安排上千位殘疾人就業才能免繳保障金。可在當地根本沒有那么多殘疾人，外地的殘疾人又不大可能舍近求遠來格力就業。”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表示，由于安排的殘疾人數不達標，企業每年都要繳納數千萬元的殘疾人就業保障金，這無疑是一筆沉重的負擔。

　　“對企業而言，稅費感受是緊密相連的。如果稅減下來，但是費沒降下來，企業仍會覺得負擔過重。”張連起說，要消除企業稅費“痛感”，清費尤為迫切。

　　“應該加快推進清費立稅進程。”李萬甫說，加大費改稅力度，切實將適合稅收形式征繳的收費項目、基金項目改為稅收；在大力推進稅制改革的進程中，適時將某些收費項目并入到稅改方案中，統籌實施；在構建財稅體制框架結構中，通過費改稅，健全地方稅體系，確保地方財源穩固。

　　值得注意的是，收費項目并非越少越好，政府提供的普遍性服務要通過稅收來籌集資金，但對特定企業、個人提供的非普遍性服務，讓一般納稅人來提供資金是不公平的，應向特定收益人收費。舉例來說，企業或個人辦理護照，需發生護照印制、加裝防偽標識、技術研發等費用，應由企業和個人來彌補成本。再比如，個人丟失身份證需要補辦，就應自行負擔相關費用。

　　多措并舉降低綜合成本

　　“當前，‘逢稅必批’成了一個社會現象。事實上，這涉及中國自古以來對賦稅的深層次認識問題。”岳樹民說。

　　被廣泛指責的稅負，其實并非企業經營壓力上升的主因。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認為，體制與機制不暢，才是造成企業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國發電企業產能過剩閑置，企業用電成本又很高，雙方都有降低電價的需求。但當前電力體制卻使這個問題長期難以解決。再比如，有些企業抱怨借貸成本高，根本原因是金融體制改革不到位，造成金融與實體經濟脫節。”他說。

　　此外，在不同時期，企業感受到的稅負壓力有所不同。“處在經濟上升階段時，企業的產能利用率高、利潤豐厚，承受稅負的能力就強。在經濟下行時期，企業面臨產能過剩、勞動力成本提高、附加值降低、利潤變薄等諸多困難，承受稅負的能力自然隨之下降。”劉尚希表示，對一些企業來說，經濟下行造成融資、人工、能源等成本不斷上升，政府減稅幅度不能覆蓋其盈利缺口，稅負容易成為“靶子”。

　　“要進一步加大減稅降負力度，同時，也要綜合考慮民生剛性支出和財政可承受能力。無論是精準扶貧，還是養老、醫療、社保等，都要有穩定的財力支撐。減稅，不能誤傷民生。此外，企業自身也要多方施策，降低綜合運行成本，不能只寄望于減稅降費。”張連起說，引導企業家正向預期也很重要，對內，要穩住民間投資，對外，要控制大型資本外流。

　　在劉尚希看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定調，未來還會進一步降低稅費，這就相當于是給市場吃下了一顆定心丸。“至于具體怎么減、哪個稅種減，還要等待具體政策出臺，這需要綜合比較、反復權衡。從長遠來看，減稅相對容易，更難的是推動配套的經濟社會改革，這才是降低企業負擔的根本出路。”他說。（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崔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