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宏觀經濟仍將面臨七大困境，尤其是仍處于調整周期的房地產行業面臨政策調整帶來的下行壓力和債務的結構性風險進一步凸顯，這表明中國經濟深層次的問題并未解決，反而有所深化。

　　●風險控制并不是簡單的去杠桿，而是在穩定杠桿增速的情況下調整債務結構。政策層面來看要在“穩增長、守底線”的目標下穩步化解我國債務風險，持續推進債務分類甄別工作，完善國家及各級主體的資產負債表；通過大騰挪實現債務轉移，中央政府適度加杠桿；根據市場化、法制化原則，適時運用債轉股工具，緩釋短期債務風險。

　　●海外投資暴增，國內投資增長緩慢。上半年海外投資增長58.7%，國內投資前三季度增長8%。這樣一種增長局面，一方面我們感到高興，中國一下成為資本輸出第二大國。但是這里邊有多少盲目性投資？有多少是為了轉移資產？值得高度關注。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和中誠信共同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19日在京舉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華代表課題組發布了《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2016-2017》報告，毛振華指出，2017年將是中國經濟持續筑底的一年，同時，宏觀經濟仍將面臨七大困境，尤其是仍處于調整周期的房地產行業面臨政策調整帶來的下行壓力和債務的結構性風險進一步凸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鄭新立認為，經濟運行中主要的矛盾仍是下行壓力較大，特別是投資結構出現了嚴重扭曲，值得高度關注。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華：2017年中國宏觀經濟GDP為6.5%

　　2016年，受世界經濟復蘇疲弱、我國增長周期調整、產能過剩依然嚴重等多重因素影響，中國經濟增長仍面臨下行壓力；但在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去庫存背景下的房地產放松等政策作用下，宏觀經濟呈現出底部企穩跡象。綜合考慮全年情況，根據模型預測，2016年經濟增長為6.7%，CPI增長2%左右。

　　2017年將是中國經濟持續筑底的一年。從中長期來看，支撐中國過去30多年高增長的幾大動力源泉均不同程度地減弱，全球化紅利耗竭、工業化紅利遞減、人口紅利也隨著人口撫養比底部到來、劉易斯拐點出現、儲蓄率的回落而發生逆轉，“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長潛力有所下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底部有可能突破6.5%。從中短期來看，美國經濟數據喜憂參半、增長動力依然不強、加上新政府上臺后政策的不確定性；歐盟除自身的結構性問題外還將受英國脫歐的進一步沖擊，外需難有明顯改觀。增長動力還有賴于內需，而消費需求取決于居民收入、消費習慣等方面的因素影響，其走勢相對于經濟增長而言平穩；投資需求取決于基建、房地產、制造業這三大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行業調整周期的變化決定了房地產投資、制造業投資難以明顯改善，穩增長的主力——基礎設施投資增長提速的空間也有限；而從產業發展來看，新動力難以充分替代舊動力拉動經濟增長，“去產能”等供給側改革能否持續實質性推進依然決定了中國經濟底部是否達到；而在向服務型經濟發展的進程中，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相對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低的事實將制約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升。

　　從債務視角看，中國目前穩增長的路徑依然是“債務—投資”驅動模式，這決定了2017年中國總體債務仍將攀升，考慮到償債周期，2017年年初或是需要警惕的“明斯基”時點。而中國的政治周期波動也在一定程度影響中國經濟波動；綜合來看，2017年中國宏觀經濟仍將持續筑底。2018年或許是底部反彈的一年。根據模型預測，2017年中國宏觀經濟GDP為6.5%，CPI增長2.1%。

　　與此同時，2017年宏觀經濟仍將面臨七大困境，尤其是仍處于調整周期的房地產行業面臨政策調整帶來的下行壓力和債務的結構性風險進一步凸顯，這表明中國經濟深層次的問題并未解決，反而有所深化。這七大不確定性本質上還是由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路徑“債務—投資”驅動模式所決定的，貨幣以銀行信貸為主的債務形式投放給中央和地方的國有企業，以此開展由政府推出的大量以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為主的投資項目，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資產泡沫、企業債務高企和債務率攀升等問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其投資收益率的下降和資金使用效率的降低已逐漸弱化了“債務—投資”驅動模式的效用，高債務帶來的高風險已成為經濟穩定的巨大威脅。

　　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總體債務規模和債務率持續攀升，債務風險主要集中于非金融企業部門中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由于隱性擔保，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超過預期，包括城投企業負債的廣義政府負債率超過109%，如果考慮到國有企業在內的更為廣義的政府負債，更是高達163.2%。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居民部門負債率雖然低于美國和日本，但卻高于同等發展水平國家；此外，居民部門債務擴張速度遠超其他國家，并且債務結構主要是以中長期的房屋貸款為主。從與美國和日本危機前的水平比較來看，我國以房貸為主要驅動的居民部門加杠桿的空間或許不大。

　　事實上，中國目前總體債務已經處于一個“臨界點”。我國總債務水平254.9%已遠遠高于墨西哥比索危機前77.7%和泰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前的債務水平188.8%，也略高于金融危機前美國的債務水平238.5%，并接近西班牙金融與經濟危機前的債務水平262.1%.

　　從償債能力來看，我國債務風險總體仍處于可控區間。一方面，我國債務主要是國內債務，外部債務比例較低，2015年我國全口徑外債為14162億美元，外債占GDP的比重僅為8.6%，同時，外匯儲備對外債的覆蓋率超過200%。另一方面，我國儲蓄率一直處于較高水平，再考慮到居民部門所擁有的房產以及金融資產等，居民部門的債務償還能力屬于較高水平。從企業角度來看，國有企業雖然是非金融企業的主要負債主體。但是，國資委的數據顯示，我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超過119萬億元，其中中央企業資產總額超過50萬億元，地方國有企業資產超過48萬億元，國有企業資產規模足以償還現有的負債。與此同時，我國還擁有規模龐大的礦產資源以及豐富的海洋及森林等資源，加上行政事業單位的資產和全國的基礎設施建設等資產，政府部門也具有較高的償債能力。

　　聚焦到宏觀調控體系，一方面，戰略思想要明確“穩增長、防風險、促改革”的邏輯順序，政策基調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政策協調并進；穩增長是緩釋風險的前提，是保就業、惠民生的底線；經濟增長能夠帶來資產價值上升，進而改善企業資產負債結構，在一定程度上緩釋債務風險。另一方面，防控風險尤其是債務風險是關鍵，是保證中國不發生經濟危機的底線；解決高債務問題并不必然帶來系統性危機。

　　風險控制并不是簡單的去杠桿，而是在穩定杠桿增速的情況下調整債務結構。政策層面來看要在“穩增長、守底線”的目標下穩步化解我國債務風險，持續推進債務分類甄別工作，完善國家及各級主體的資產負債表；通過大騰挪實現債務轉移，中央政府適度加杠桿；根據市場化、法制化原則，適時運用債轉股工具，緩釋短期債務風險。同時，“防風險”要控制貨幣總量過快增長，貨幣政策需要保持中性、穩定、透明。此外，我們還可以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流轉制度改革，將農村土地作為要素的價值充分體現，通過城鄉統一的土地流轉提升其資產價值，這將有利于分流部分貨幣，對沖其他領域的資產泡沫。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鄭新立：投資結構“三高，三低”須高度關注

　　今年前三季度，我國經濟總體仍然處在合理運行區間，結構調整出現了一些新亮點，經濟運行中主要矛盾是下行壓力仍然比較大，特別是投資結構出現了嚴重扭曲，概括起來是“三高，三低”：

　　第一，國有投資增長比較快，增長20%左右，民間投資低迷，6、7月份民間投資負增長，到8月份回升到2%左右。民間投資是經濟活力的一個標志，民間投資增長低迷意味著經濟增長活力不足。

　　第二，房地產投資增長比較快，制造業尚未走出底部調整。7月份銀行新增貸款98.7%給了住房按揭貸款。制造業投資，6月份、7月份出現負增長，8月份回升到2%。制造業投資是經濟增長后勁的標志，制造業投資低迷說明經濟增長缺乏后勁。

　　第三，海外投資暴增，國內投資增長緩慢。上半年海外投資增長58.7%，國內投資前三季度增長8%。這樣一種增長局面，一方面我們感到高興，中國一下成為資本輸出第二大國。但是這里邊有多少盲目性投資？有多少是為了轉移資產？只有增加國內投資才能實現穩增長，擴內需，給廣大人民帶來更多的福祉。所以投資結構出現這三個嚴重的扭曲，值得高度關注。

　　當前在中長期經濟發展上，中央提出要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或者核心是解放生產力，通過改革精準對接發展所需，釋放經濟增長潛力，為經濟增長輸入新動能。當前有四大動能：

　　第一，通過城鄉一體化制度的建立，釋放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工市民化的巨大潛力。這里的核心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特別是要加大特色小鎮的建設，通過這個釋放巨大潛力。如果城鄉一體化潛力釋放出來，我國經濟增長保持7%-8%的速度，保持到2030年沒有問題。

　　第二，通過投資體制改革推行PPP模式，把民間資金和銀行貸款引導到增加公共產品供給上來，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環保和教育、科技、醫療、社會保障、市政工程、文化、信息這些公共產品的投入。這個需要深化投資體制改革。

　　第三，通過深化營改增的稅制改革，繼續為第三產業發展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第四，通過科技教育體制改革，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以自主創新成果帶動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

　　談到我國企業債務率過高的問題，這是由于這十幾年我國經濟發展主要靠債務融資，忽視了股本融資，或者是由于股票市場運行不正常，使股票市場很大程度上喪失了股本融資功能，而其他的股本融資的渠道還沒有通過改革打通。我們要想更多的辦法，比如說通過資產證券化，把國有企業現在已經形成的一些優良資產拿出來，吸引民間投資，使企業渡過難關。

　　就當前宏觀調控來看，要處理好三個辯證關系：

　　第一，要處理好長期和短期的辯證關系。不能急于求成地把長期任務拿到短期實現。比如說產業升級，它是一個長期任務，要把目前以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轉變為以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為主，至少需要二三十年的時間。長期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短期要通過需求側管理，保持經濟適度拉動力，這樣才能實現穩增長。

　　第二，要處理好供給和需求的關系。供給和需求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沒有需求的供給是無效率的空想，沒有供給的需求是望梅止渴，所以供給和需求誰也離不開誰。短期依靠需求調控，長期調控是供給管理，靠財政的結構性政策來支持結構優化。要把這個矛盾對立統一的關系處理好。當前的穩增長，近期來看需求是主要矛盾，長期來看供給是主要矛盾。

　　第三，要處理好內需和外需的關系。“一帶一路”建設和加大海外投資很重要。到海外去獲取資源和技術，來支撐國內經濟發展，但是要循序漸進，量力而行，而且要選擇那些效益比較好，風險比較少的項目，審慎投資。今年上半年海外投資激增67%是不正常的，只有擴大內需才能為我們13億人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才能實現穩增長的目標，實現到2020年決戰全面小康的戰略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