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杭州峰會大幕落下，成果豐碩。“創新、活力、聯動、包容”——峰會主題詞在公報都有詳細解答。特別是公報提出，形成了“需求管理和供給側改革并重”的原則共識。8年春秋，G20峰會舉行11次，“供給側改革”一詞是首次寫進峰會成果文件，列入全球經濟治理的行動指南。航標如此醒目，開啟世界經濟新航程的方向清晰。

　　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定下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五大重點任務。此次，去產能、補短板等內容也被納入峰會公報，政策目標與建議俱全。中國經濟治理的新理念與新實踐，被全球主要經濟體接受、成為一致共識，意義深遠。

　　“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近年來，G20集團面臨從危機應對“救火隊”，向長效治理“家長會”的身份轉變。但由于全球經濟復蘇不平衡，各國自家的“煩惱”不同，政策空間各異、立場分化，G20協調工作殊為不易。

　　回看往年G20峰會公報，對結構性改革雖有所提及，但著墨不多。自2009年G20匹茲堡峰會后，峰會公報常見“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的措辭，可難掩各方在這背后的政策博弈，實現目標的路徑也不明晰。

　　率先破題探索轉型必由之路

　　調和各國核心立場的分歧越來越難，“供給側改革”為何卻能在此次峰會上一步到位、形成共識？

　　相信打動與會各方的因素，至少有如下幾點：

　　一是富有遠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謀劃全局，著眼長遠，是各國勢在必行的選擇。其視野不限于短期經濟波動問題，旨在以制度供給、深化改革化解矛盾隱患，是匯聚中長期可持續發展后勁的必由之路。習近平曾指出：“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發展從根本上要靠供給側推動。”

　　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自從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我國率先破題，從闡明理念到政策發力，形成舉國聯動、快馬加鞭的局面。今年3月，“十三五”規劃綱要在全國兩會期間獲表決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部署經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

　　二是攻堅氣魄。習近平指出：“從2016年開始，我們正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動調節供求關系，要用5年時間再壓減粗鋼產能1億至1.5億噸，用3至5年時間再退出煤炭產能5億噸左右、減量重組5億噸左右。這是我們從自身長遠發展出發，從去產能、調結構、穩增長出發，自主采取的行動。中國在去產能方面，力度最大，舉措最實，說到就會做到。”這一鄭重表態，決心可鑒，魄力盡顯。

　　三是踐行在先。全面實施營改增，將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5000多億元；進一步簡政放權，全面公布地方政府權力和責任清單等；截至7月底，煤炭去產能完成全年任務的38%，鋼鐵去產能完成全年任務的47%……“行勝于言”，今年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加碼，激發市場內在活力，在調整存量、培育增量上取得新進展，客觀上已形成示范效應。

　　四是鋪墊充分。去年12月接任G20輪值主席國以來，中國積極協調各方推進杭州峰會成果準備工作。據粗略統計，各類會議貫穿全年，有數萬人次參與、涉及；部級會議有20余場。峰會召開前，一次次討論、一輪輪磋商，從不同角度促動各方擴大共識，為峰會鎖定成果做足了準備。

　　角色轉換深度參與全球治理

　　此次G20杭州峰會，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至空前重要的地位。看看公報行文的具體表述：將結構性改革明確為“關鍵作用”；“重申提振全球需求以支持短期增長的重要性，同時認為必須消除供給側制約，以持續提升勞動生產率，拓展生產的邊界，釋放中長期增長潛力”。

　　除了勾勒出“需求管理和供給側改革并重”原則外，峰會公報亦亮明態度，發出呼聲，表達對產能過剩、企業稅收、貧困消除等問題的優先關切。在分享中國實踐的基礎上，含金量高的共識成果數不勝數。

　　比如，公報明確“鋼鐵和其他行業的產能過剩是一個全球性問題，需要集體應對”，并“呼吁通過組建一個關于鋼鐵產能過剩的全球論壇，加強信息分享與合作”。這與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去產能”任務有直接的交集。

　　又如，“我們強調稅收政策工具在開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創新驅動和包容性增長方面的有效性”，“通過落實《G20全球貿易增長戰略》，G20成員將率先垂范，降低貿易成本”等，公報建議多管齊下，為各國企業降低成本發揮作用。

　　此外，“我們將確保經濟增長的成果普惠共享，滿足各國和全體人民尤其是婦女、青年和弱勢群體的需要，創造更多高質量就業，消除貧困，解決經濟發展中的不平等現象，不讓任何國家、任何人掉隊”，顯出各國在“補短板”領域進一步擴大、深化合作的意愿。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結構性改革的引領者。”正如IMF總裁拉加德所說，站在世界政經舞臺中央的中國，近年來提出一系列全球治理新理念，并正通過G20參與、引領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和完善。

　　從“中國方案”理念精髓——“創新、活力、聯動、包容”，到“杭州共識”行動主張——“供給側改革”，一舉被納入G20官方成果文件，無論對于世界經濟治理觀的歷史演進，或是對于助推G20從短期危機應急向中長期常態治理的轉型，都具有里程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