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正艱難地運行在底部區間，這個時期是最難熬的。但中國經濟只是面對下行壓力，并非蕭條，更不是危機，而調結構、轉方式已初見成效。經濟運行穩中向好態勢未變。當下最突出問題仍然在供給側，此時只能采取穩健的貨幣政策，在逆回購+MLF+PSL等結構性工具成為貨幣政策新組合的背景下，做好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適應的總需求管理，發揮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定向調控，“精準滴灌”。即便PMI低于榮枯線，也要慎用降準政策工具。

　　前天舉行的2016年中國人民銀行分支行行長座談會提出，下半年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靈活適度，適時預調微調，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而在此前一天，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發布數據，7月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49.9%，較上月下降0.1個百分點，跌于榮枯線之下。為此，有些專家學者建議央行盡快降準，甚至希望連續降準。筆者的觀點恰恰相反，即便PMI低于榮枯線，央行也要慎用降準政策工具。

　　今年以來，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和持續較大的經濟下行壓力，基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各地區、各部門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國民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最突出的亮點集中在經濟結構持續優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補”成效初顯。當然，我們更需注意到，我國是制造業大國，制造業興衰對經濟影響深重。但今年1至6月制造業投資增長3.3%，比去年下降4.8個百分點，而民間投資增速更驟降至2.8%，比去年下降7.3個百分點，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低了6.2個百分點。有調研機構的調研顯示，對經濟振興信心不足、缺少有效投資標的、融資難融資貴、有效投資渠道較窄或不暢、投資審批手續煩瑣以及因此滋生的各類“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較多等因素，是民間投資不斷下滑的根本原因。如果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降，必將嚴重拖累固定資產投資，進而大大拖累中國經濟增長。另外，截至6月末，M2余額同比增長11.8%，增速與上個月持平；而M1的余額則同比增長24.6%，增速比上月末繼續升高0.9個百分點。由此可見，M1-M2“剪刀差”在繼續擴大。還有，7月PMI指數繼續小幅下降，低于榮枯分界線，表明經濟運行仍存在下行壓力。

　　面對紛繁復雜的形勢和影響因素，今天的中國經濟發展需要穩定，但更需要淡定。中國經濟目前正艱難地運行在底部區間，這個時期是最難熬的，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人們對貨幣政策的渴求最容易糾結在是否應從穩健向適度寬松轉變上。因為，從理論上講，經濟下行所對應的貨幣政策類型，自然就是適度寬松與寬松。可問題是，當下的中國經濟，雖仍存在下行壓力，但只是下行壓力，并不是蕭條，更不是危機，而調結構、轉方式已初見成效。看7月PMI分項指數，產成品庫存、原材料庫存、采購量等指數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購進價格指數有較大幅度提高，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也明顯提高。這表明企業信心和市場預期在趨向增強。綜合研判，中國經濟仍處于筑底企穩的過程中，經濟運行穩中向好態勢未變。當下中國經濟突出問題仍然在供給側，所以，這個時候只能采取穩健的貨幣政策，再加定向調控。須知，過度使用貨幣政策工具，其邊際效用會越來越低。

　　再來看存準率，存準率通常決定著貨幣乘數和銀行創造派生存款的能力，對貨幣供應量有著較強的影響力。2015年至今，央行多次降準，同時輔以定向降準的方式，逐步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準率。截至目前，大型和中小型金融機構的存準率分別下調至16.50%和13%。不過，二季度以來，央行遲遲沒有降準，而更多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和創新貨幣政策工具，比如通過逆回購+MLF+PSL為市場提供流動性。筆者認為，眼下加強流動性調控，慎用降準工具的操作方法是切合實際的、有效的。

　　當下信貸總量處于歷史高位，市場上流動性已較為充裕，頻繁降準顯然不合時宜。同時，M1和M2持續背離，顯示盡管企業資金寬松，但因投資方向不明，投資動能不足，不少資金沉淀在銀行活期存款成為“死錢”，似乎已形成“流動性陷阱”。此時若再降準，釋放出來的資金，要么滯留在銀行，繼續增加M1；要么繼續助長金融加杠桿，吹大資產泡沫，這對經濟負面作用都會加大。再有，鑒于我國貨幣乘數已超過5，處于5.16的歷史較高水平，降準的必要性并不強。千萬別認為，全球央行都在開啟新一輪寬松潮，別人寬松而我國不參與，會對我國經濟不利。實際上，仔細分析，在當前形勢下若開啟新一輪寬松，才會對我國更加不利。

　　所以，下半年的主題，仍應是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落實“三去一降一補”五大重點任務，抑制資產泡沫，嚴防企業資金“脫實向虛”。主動引導實體經濟需求，持續深化“放、管、服”和財稅、金融、創新、國企等重點領域改革。除了培育新經濟結構，強化新發展動能，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還要加強軍民融合，促使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融合發展，軍民融合可催生萬億級市場，形成通用航空、軍工企業混合制改革和科研院所改制三大重點。同時，加強產融合作，使我國產業信息與金融機構對接機制基本建立并有序運轉，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產業的能力，促進產業與金融互動良好，重點產業健康發展，企業核心競爭力有效提升。

　　在宏觀政策路徑選擇上，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水平合理充裕，實現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在逆回購+MLF+PSL等結構性工具成為貨幣政策新組合的背景下，做好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適應的總需求管理，定向調控，“精準滴灌”。更要緊的是，須盡力增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性，發揮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比如落實各項減稅降費措施，確保全面營改增后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保證公共支出能力和力度，引導社會資金更多投向實體經濟和基礎設施建設的薄弱領域。銀行業金融機構應嚴格執行信貸政策，盤活信貸存量，調整好信貸結構，通過收回再貸、展期續貸等方式最大限度幫助企業解困，對資金困難企業不得隨意停貸、抽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