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數據顯示，5月廣義貨幣M2余額146.17萬億元，同比增長11.8%；狹義貨幣M1余額42.43萬億元，同比增長23.7%；5月貸款增加9855億元，存款增加1.83萬億元；5月當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6599億元，比去年同期少5798億元。

　　多名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的人士認為，本月M2和社會融資存量雙雙回到13%以內，顯示了“穩健偏寬松”的政策取向繼續向“穩健”回歸；雖然單月貸款環比大幅反彈，但主要是上月貸款較少。社融方面，受表外業務規范監管影響，未貼現承兌匯票大幅減少進而拉低社融增量。貨幣供給方面，受存款結構性變化影響以及基數效應因素影響，M1與M2的剪刀差仍在持續擴大。

　　5月金融數據顯示，M2同比增速回落至11.8%，增速較上月末低1個百分點，而M1同比增速則延續之前的上漲趨勢達到23.7%，M2與M1的背離程度進一步加大。

　　“M2的減速很大程度上是受基數效應和可能的金融機構債券投資減少影響。而M2內部結構性變化直接表現為M1和M2剪刀差有所放大。”交通銀行發展研究部高級研究員陳冀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稱，樓市火爆，居民定期存款向企業活期存款轉化的現象成為存款定期活化趨勢的主要動因。

　　“M2增速已連續數月呈下滑趨勢，低于年初13%的既定目標，外匯占款減少制約了貨幣投放的規模，也體現出貨幣政策的主基調未發生顯著改變，未來數月仍將維持適度穩健的趨勢。”華夏銀行發展研究部戰略室負責人楊馳也對本報記者稱，M1增速明顯高于預期，反映出銀行存款日益活期化、由長期限向短期限轉移的趨勢，短借長貸帶來的期限錯配風險在下半年有可能制約銀行中長期貸款的增速。

　　昆侖銀行戰略投資與發展部總經理助理李建軍則認為，M1的持續上升說明企業囤積現金的情況沒有改善，企業一方面沒有合適的投資機會，另一方面說明在低利率的環境下，持有現金的成本不高，積極尋找替代性的金融投資的動機較大。

　　5月新增貸款出現反彈，從上個月的5556億元大幅反彈至9855億元。對于反彈的貸款數據，分析人士并不樂觀。

　　楊馳對本報記者稱，盡管人民幣貸款增速一枝獨秀，但年初以來的銀行承兌匯票出現的風險事件、監管機構治理整頓票據市場，導致部分缺乏真實貿易背景的虛開票據行為壓縮。企業債券市場違約事件頻發、信用風險上升也對債券發行市場形成了負面影響。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對本報記者表示：“從貸款結構上看，由于房地產銷售在非限購的二三線城市依然維持良好增勢，居民家庭貸款依然保持增長，環比和同比新增分別達1524億和2649億，同時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也出現大幅反彈，環比大增2182億元，但考慮到上個月地方融資平臺貸款置換因素，實際規模和上個月相比可能略有下滑。”

　　太和智庫研究員張超對本報記者表示，總體來說呈現出信貸數據比較好，但信貸結構反映的問題突出，說明企業融資困難，尤其是民企。與民間投資大幅度下滑相佐證，融資難是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5月新增信貸數據近億元，高于上月，超出預期，增長較快。但從貸款結構來看，5月新增貸款主要是居民的中長期貸款，其中主要部分是房屋，說明房地產的熱潮還在持續。而其他貸款則是在下滑的狀態，尤其是企業的短期貸款下滑更為嚴重，”張超說。

　　分析社融低迷的原因，陳冀認為表外融資再次出現負增長，主因系票據融資出現大幅減少，可能與銀監會“8號文”禁止本行理財資金對接本行信貸資產收益權包括票據有關，需關注這一影響是長期的還是短期的；社融連續兩個月表現較差，雖然符合去杠桿的方向，但過于快速的下降有“融資凍結”的風險，需關注是否有經濟部門出現融資困難，以及由此引發的資金鏈條緊繃。

　　陳冀稱，5月在票據業務不斷被進一步監管和規范的環境下，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出現大幅下降，負增長達5066億元，嚴重拖累了5月社融新增量。直接融資方面，盡管市場整體利率水平較低，然而由于經濟運行壓力較大，當月企業債發行有所減速，負增長397億元。

　　“當前供給側改革已經確立了主體地位，新一輪‘僵尸企業’清理工作已經開始啟動，可能在短期內引起不良貸款的較快增長。”李建軍稱，此外，一些歷史上信用狀況較為穩定的大中型企業風險也開始顯現，今年來已有涉及央企、民企等違約主體在內的多只信用債違約，反映出大中型企業的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開始下降，這可能對商業銀行資產質量造成新的負面影響，值得注意。

　　李建軍提醒，銀行業有三方面的問題值得關注：一是資產負債規模增速會下降。二是去杠桿意味多元融資興起。三是不良貸款承壓可能成為銀行經營新常態。2016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1.75%，較上季末上升0.08個百分點。關注類貸款繼續呈現增長態勢，顯示未來商業銀行面臨資產質量下行壓力。

　　“雖然4、5兩個月宏觀經濟數據出現重新放緩的跡象，而且通脹水平也由于食品價格回調而持續回落，但我不認為央行會重新放松貨幣政策。”章俊說，一方面美聯儲加息及英國退歐等風險因素導致美元走強的同時加大了人民幣貶值的壓力，貨幣政策空間收窄；另一方面，下半年在推進供給側改革和去產能的同時依然會維持穩增長的立場，但政策重心會傾向于更多使用財政政策來提高針對性和有效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金融去杠桿，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