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經濟L型的態勢，今后的政策邏輯已經很清晰了：我國現有的供給能力和水平，與不斷擴張、升級的需求之間不匹配的矛盾，是中國在經濟新常態下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也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學要解決的結構性問題。未來要真正把經濟增長動力更多放在創新驅動和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上來，凡是有利于改進供給的創新和改革，將會受到政策鼓勵；而延續老套路、加劇供需失衡的政策、發展計劃和投資行動，將會受到中央政策的抑制。

　　當前宏觀經濟數據進一步佐證了中國經濟正處于L型態勢。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中國4月工業增加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及1至4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全線回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6%（3月為6.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10.1%（3月為10.5%）；1至4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10.5%（1-3月為10.7%）。唯有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1至4月同比增7.2%，創一年新高，商品房銷售額同比增長55.9%，增速也加快。

　　工業增速、投資增速再度回落，產能過剩的制造業增速繼續下滑，基建投資增速高位回落，僅地產投資增速保持穩定，再加上外貿大幅回落，說明經濟回暖動能顯著不足，尤其對經濟復蘇有舉足輕重作用的民間投資增速繼續下滑。自2006年至2012年，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比重從49.8%上升到61.4%。2013至2015年，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分別為63%、64.2%和64.2%，而目前是62.1%。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持續放緩，今年前4個月回落至5.2%，增速比前3個月回落0.5個百分點，僅為去年10.1%增速的一半，比去年同期大幅縮減3.2%。相比之下，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前4個月同比增速加快至23.7%。

　　為阻止民間投資不斷下滑之勢，國務院日前要求專項督查促進民間投資政策的落實情況。銀監會也發布緊急通知，要求銀行自查，清除導致私營企業貸款放緩的瓶頸。不過，雖然國務院高度重視，這項工作卻不會一抓就靈，因為這屬于結構性矛盾。看看“十三五規劃”及其他重大項目規劃，與民營沾邊的很少，參與、提出各種項目規劃的機構，本身也都是國企，很多項目規劃和融資安排，壓根就沒考慮過民營這一塊。這種結構性的缺陷不解決，民營及民間投資，今后還會以更快的速度下滑。

　　而4月超預期回落的信貸和社會融資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市場對經濟減速的擔憂。4月新增人民幣貸款和社會融資規模均急跌，新增人民幣貸款從3月的1.37萬億急跌60%至5556億，社會融資規模從3月的2.34萬億急跌68%至7510億。廣義貨幣M2增速從3月的13.4%降至12.8%，而狹義貨幣M1從22.1%增加至22.9%。M1由現金和活期存款構成，與經濟活力的關系比M2更為密切，M1大增的主因是政府居民加杠桿導致企業現金流和存款增加。值得關注的是，M1大增而M2增速創下去年6月以來最低，M1和M2剪刀差創6年新高。M2與M1增速之間的剪刀差可近似看成判斷資金活躍程度尤其是企業層面的觀察變量，剪刀差（M2-M1增速）越小，貨幣供應量存款活期化傾向越高，經濟活力越高，剪刀差越大，存款定期化比重較高。顯然，M1、M2進一步背離反映企業投資意愿低迷和存款活化。

　　4月社融信貸放緩，工業投資再度回落，5月經濟開局不佳，這都在考驗央行穩健貨幣政策決心。而4月信貸數據波動使部分市場人士擔心貨幣政策是否有所轉向。對此，央行緊急發文澄清，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穩健貨幣政策取向并沒有改變，將繼續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靈活適度，適時預調微調。央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說，貨幣政策的基調仍然是“穩健”的，未來的貨幣政策操作既要保持穩增長力度，又要充分考慮到貨幣政策對未來價格的影響和防范金融風險的需要。政府計劃展開一項巨大的基礎設施建設攻勢，未來3年內交通基礎設施總投資約達4.7萬億。近期國務院開展專項督查，著力擴大民間投資，銀監會也要求銀行自查、促進民間投資。民間資本能否在未來分得一杯羹，實際成效有待觀察。

　　當前，中國經濟復蘇基礎并不牢固，而經濟下行帶來的金融風險卻不容低估。隨著貨幣政策回歸“中性”穩健，財政穩增長告一段落，未來經濟增長還需供給側改革挑大梁，通過減稅、放松管制和保護產權等見效長遠的供給側改革改善市場預期。不可否認，政府在加強市場化改革的實踐中收到了一定效果，市場活力和創造力得到進一步釋放，比如中央政府加大下放投資核準權限。不過，如果從整體的市場化改革來看，以下放投資審批權限為主的改革還遠遠不夠。一是放松的政策集中在投資領域，這往往是國家有計劃、有項目的領域，而民營企業很難在這些領域獲得機會；二是不少地方政府缺少承接中央政府下放的投資項目的能力。由此而言，市場化改革的重點不在于某個領域的放權，而在于整體市場環境的放松，讓各路社會投資者參與進來。成功的市場化改革，一定是系統改革。

　　在這種背景下，習近平主席周一在主持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時專門談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他指出，我國經濟當前矛盾的主要方面還在供給側，要準確把握基本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給質量滿足需求，使供給能力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當前重點是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深化價格、財稅、金融、社保等領域基礎性改革。

　　由此，今后的政策邏輯已經很清晰了：我國現有的供給能力和水平，與不斷擴張、升級的需求之間不匹配的矛盾，是中國在經濟新常態下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也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學要解決的結構性問題。用專家的話說，凡是有利于改進供給的創新和改革，將會受到政策鼓勵；而延續老套路、加劇供需失衡的政策、發展計劃和投資行動，將會受到中央政策的抑制。

　　不管怎樣，新常態是中國經濟必然會遇到的發展階段，因此面對新常態下的經濟放緩，政策部門不能慌亂，地方政府不能失了方寸，市場波動會給投資者帶來恐慌，這時候就更需要政策部門和干部隊伍保持清醒和穩定，真正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把經濟增長動力更多放在創新驅動和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上來。（周子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