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全球城市人口只有7億多，2014年增加到39億。聯合國《世界城鎮化展望2014》指出，目前世界超過5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050年該比例將上升到66%。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截至2015年底，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6.1%，“十三五”期間，從速度向質量轉型的深度城鎮化將成為發展趨勢。當前，治理好城鎮地區已成為21世紀各國面臨的發展挑戰之一。

　　2015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綠色化”，將“新四化”全面升級為“新五化”，以北京、上海、重慶、廣州、深圳、西安和武漢等地為代表的中國超大城市將面臨新的世界性機遇，逐步走向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是城市管理創新的領跑者

　　全球城市是繼世界城市之后全球化研究的核心，在1915年，英國現代城市研究和區域規劃的理論先驅吉德斯率先提出了世界城市的概念。2000年初，薩斯基婭·薩森全面樹立了全球城市的理論并提出了創建全球城市的戰略。薩斯基婭·薩森基于全球勞動力分工提出了“全球城市”，約翰·弗里德曼等基于世界城市等級網絡提出“世界城市”。

　　當前，世界上公認的全球城市包括倫敦、紐約和東京等。全球城市對全球治理貢獻突出，并成為城市管理創新的領跑者。全球城市外交效應顯著，成為國際地區交往和務實合作的舞臺。

　　針對全球城市網絡的內部結構與運作，曾有專家提出兩項描述城市在全球城市網絡中位置的指標：中心度與力度，以此考察城市節點的地位與作用。中心度是指一種集中資源或者能產生有效擴散的力量，考察一個城市中心度的關鍵在于與其相聯系的其他城市的中心度；力度是指控制城市之間的資源流動的能力，一個城市的力度取決于與之相聯系的其他城市的力度。這種遞歸性的觀點更符合網絡結構的考察。

　　歷史經驗表明，倫敦、紐約和東京在20世紀的城市格局中占據全球引領地位，牽制全球資源的分配和經濟的走向。結合全球產業分工、市場要素流向、中國經濟社會環境綜合體量以及中國城鎮化可預測的總體規模，中國一、二線城市應當在城市總體發展戰略中，明確新的高階定位、承接更加多元化的國際分工、提升城市在全球地理中的要素優勢、帶動國內城市群整體的功能升級。當前，推進全球城市戰略規劃是我國特大型城市發展的方向，國際化、多元化、引領性等必須成為城市戰略定位的核心導向。西安、重慶、武漢等中西部地區城市可能成為第二、三等級的全球城市。近些年，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東快西慢”格局已被打破，中西部經濟快速增長，西部地區的區域中心城市影響力和控制力逐漸增強，西安、重慶、武漢等城市也開始吸引跨國公司。

　　面向2052年，美國、中國、OECD（經合組織不包括美國）和其他地區將是全球的關注重點。其中，中國將成為新的超級大國，經濟總量全球第一。2013年，上海市總體城鎮化率超過89%，有人將上海的城市嬗變分為三個階段，目前已進入到全球城市（2010~2039）階段，并對上海創建全球城市、城市功能、產業、空間布局、軟實力、人口增長和公共設施、土地、能源、社會和治理等進行了系統性研究。

　　我國全球世界城市推進現狀

　　目前，全國有近百個城市提出了建設國際城市的目標。世界城市是城市國際化的高級階段，具有世界影響力，是全球經濟、社會、文化活動的制高點。自2000年以來，國內城市如北京、武漢、上海和廣州等相繼提出了建設世界城市的構想。

　　北京市在其《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至2020年》中明確提出，2050年北京將建設成為世界城市。北京市委、市政府在第十屆七次會議上提出圍繞北京、天津城市區域，建構一個京津冀經濟圈的發展模式，形成開放程度高、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節點，京津雙核共同打造世界城市地區。

　　17世紀中葉，清政府宣布廣州為全國惟一的對外通商口岸，獨攬全國外貿，其國際知名度迅速提高，并成為世界第三大城市（次于中國的北京、英國的倫敦）。因此，廣州有成為全球城市的歷史基礎。香港在2030規劃遠景和策略中提出，香港要與內地城市加強緊密聯系，成為國際大都市、亞洲主要都會。深圳在城市總體規劃（2007~2020）中定位為“與香港共同發展的國際性城市”。

　　武漢在2049遠景發展戰略規劃中定位為第三層級世界城市，即在洲際有一定影響，是區域的重要文化中心。上海市在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中也提出了全球城市的目標。在新一輪發展過程中，作為長三角以及全國經濟發展的龍頭城市、港口城市，上海市的發展對于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上海的目標是建設世界級城市，宗旨是服務全國。

　　然而，目前我國的城市距離世界城市仍有一定的差距。北京的經濟總量和人均GDP偏低。按建設世界城市的標準，服務業GDP比例明顯偏低、基礎設施薄弱。上海市的國際影響力、服務力、引領力和控制力的差距還非常明顯，尤其是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等功能層面，在全球發揮的作用還不夠。與此同時，雖然其金融市場完備，但是參與主體、主要產品、服務對象等都還非常狹窄。武漢市距離世界城市的目標也有較大差距。因此，《武漢2049》提出武漢的世界城市目標是分層級、分階段和分功能的。

　　區域節點性城市預判

　　全球城市是世界經濟體系的節點，將各區域經濟聯系成一個有機整體。專家認為，世界城市形成的基本動力來自于新的國際勞動地域分工，在與世界經濟的融合過程中，所有城市均會重組經濟結構和空間布局，使一些城市凸現為全球的關鍵城市。全球城市的形成是多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隨著國際分工的深化，世界上主要城市成為全球性資本流動的節點，通過復雜的全球城市體系成為整合全球生產和市場的指揮者和協調者；信息化便捷了交易活動和資本流動，聯系了空間上遙遠的地域，構筑了全球城市網絡體系；經濟全球化使少數國際經濟中心城市中心控制和專業服務集聚程度增高，推動全球城市發展。

　　自2008年次貸危機之后，近些年世界經濟已經復蘇，一個新的經濟增長周期開始啟動。我國經濟將繼續高速發展，科技創新和技術運用上與主要發達國家的差距也會明顯縮小，產業結構和產品層次不斷提升，在世界經濟的分工格局中將向著更有利的高端方向轉移。

　　經濟全球化在未來30年將經歷低潮到新高潮的轉變，國際金融危機導致了全球經濟的衰退，未來幾年經濟全球化將處于相對低潮期，世界金融體系和經濟格局也會調整分化，增長中心開始從西方轉向東方，亞洲將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后重新積聚力量，將催生新一輪技術革命，掀起新的經濟全球化高潮。在這個過程中，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會迅速出現一批具有實力的城市。到2040年左右，中國的經濟總量可能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城市在全球經濟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會得到極大的增強。中國應該抓住這一機遇，建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世界城市，以香港-深圳、北京-天津、上海為代表的一批中國城市將伴隨經濟全球化脫穎而出，成為新興的全球城市。

　　面向2050，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城市發展的國際性因素逐漸增多，我國的一些城市將發展成為國際化城市，國際金融業務不斷擴大、跨國公司設立分支機構、現代化交通和通信進一步發展，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重慶、武漢、沈陽、南京、杭州、西安、成都、青島、大連等城市將率先進入國際化大都市行列，其中一些城市有望成為全球城市。上海、廣州、深圳、北京可能成為第一等級的全球城市。普華永道倫敦事務所根據各個城市預測的國民生產總值進行排名，到2020年，以經濟產出衡量，東京、紐約和洛杉磯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增長速度最快的是一些新興經濟體的城市。2020年，上海將從第32位升至16位，北京也將躋身前30位，排名第29位。牛津經濟學公司在最新發布的《世界750座大城市未來的機遇與市場》報告中指出，到2030年全球50個最大城市經濟體中國占17個，24座中國城市躋身全球經濟50強，其中按GDP總量，上海、天津、北京、廣州、深圳分列2、3、4、6、7名。全球城市依托區域發展，與周邊腹地形成交流與合作，通過資本、信息、人才的流動與周邊地區構建強大的內在聯系。改革開放后，東部沿海地區城市率先發展，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三大城市群區域成為我

　　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重點區域，上海、廣州、深圳、北京作為三大區域的中心城市，最具綜合實力和競爭力，目前已有一定的國際經濟要素集聚。未來30年，隨著區域發展的整合、產業轉型和經濟轉型升級，這些城市有機會和實力成為全球城市。

　　邁向全球城市的冷思考

　　城市升級發展并在世界城市體系當中深化和鞏固已有的地位，是世界城市發展的普遍規律。中國城市群的總量和人口的規律性集聚，為超（特）大城市邁入全球城市創造了機遇和條件。

　　與此同時，這些城市也應當結合中國城市當前特點，總體上處理好城市文明、城市競爭力和創新、城鄉融合、大城市病、城市治理、城市運營服務和城市產業升級與活力再造等關系。在“十三五”時期，從城市系統性出發，注重綠色、低碳、生態、韌性和智慧的協同規劃，特別是針對既有城區的更新，應堅持有機綠色化更新的理念，充分運用PPP等合作模式，優化以往的城市建設投資方式，并加強公共財政資金的有效監管，特別強調國際性資源和要素在城市空間上的聚落和集成，為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做好空間設計，加快引導產業升級，并注重依托產城融合的模式推進衛星城開發，對既有城市實施最為嚴格的保護性更新，避免城市短命建筑的出現和暴力拆遷事件的出現。發揮互聯網思維的優勢，注重優質公共資源在區域內外合理流動，真正實現全球城市核心區的溢出效應，實現區域性繁榮，而不是強化斷崖式或邊界性畸形發展，這樣才能有效制約城市增長邊界地區的有效管控，抑制城市空間的無序擴張，促進城鄉協同發展。（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數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振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