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工業和制造業是主戰場。要堅持加快傳統產業改造優化升級，積極培育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及高技術產業，逐步形成工業強國建設的有效機制，加快實現工業增長新舊動力轉換，再造工業發展的新生態系統。

　　“十三五”時期中國工業發展的關鍵是實質性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逐步形成工業強國建設的有效機制，加快實現工業增長新舊動力轉換，再造工業發展的新生態系統。

　　第一，2015年工業運行呈現出增速加快下行、結構明顯分化的特征，這使得“十三五”時期實質性推進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加急迫和必要。

　　改革開放以來，按照經濟波動看，我國的工業增長大體可以劃分4個波動周期，分別是1978年到1985年，1985到1992年，1992到2007年,2007年至今。其中1992年為改革開放以來最高增速，全部工業增加值增速高達21.2%，而2015年全部工業增加值增速為5.9%。2015年工業這個增速，無論是人口紅利角度分析，還是從我國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來判斷，都是與潛在增長率下降趨勢相吻合的，也與從高速增長“舊常態”轉為中高速增長“新常態”趨勢相一致的。而且考慮到這個增速是在我國已經是世界第一的制造業大國基礎上取得的，在“工業規模巨大，環境約束增強”的背景下，這個增速依然值得自豪。

　　從工業內部運行看，結構分化特征十分明顯。一是門類結構上，2015年三大門類中的采礦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2.7%，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增長1.4%，而制造業規模以上增加值增長7.0%。其中制造業中的高技術產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0.2%，比規模以上工業快4.1個百分點，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為11.8%，比上年提高1.2個百分點。二是行業結構上，在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一些高技術及其相關行業和一些經濟下行時的逆周期性行業（如廢棄資源綜合利用業），2015年保持了較高的增速，而一些資源開采、原材料產業下滑十分嚴重，例如，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的主營業務收入分別下降32.6%、14.8%，利潤則分別下降高達74.5%、65%。三是在區域結構上，中、西部地區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都快于東部地區，重慶、貴州、天津和江西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都較高，而遼寧等省工業增加值出現負增長。這種結構分化特征，無疑是一種工業增長結構不斷優化、動力正在轉換的表現。但是，這種轉換的速度和力度還遠遠不夠，一方面，高新技術等新興產業規模不夠，在整個工業中所占比例還不高，在經濟下行巨大壓力下增速還不夠快，另一方面，一些原材料產業產能過剩問題突出，這“增少減多”的動力轉換格局必然影響了整體工業的增速。

　　雖然2015年僅僅是減速，但在如此大的經濟下行壓力下，各方面指標顯示工業運行風險概率在提高。2015年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一直維持在榮枯線左右，2016年2月PMI為49.0，尤其是小型企業則出現大幅下滑；2015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出口交貨值118582億元，比上年下降1.8%；2015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63554億元，比上年下降2.3%。伴隨著利潤下降，企業負債率開始高企。因此，加大創新力度，做大高新技術產業，大力改造傳統產業，加速推進工業新舊動力轉換，就成為我國工業發展的當務之急。而這正是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有之義。隨著人口紅利快速消失、企業制造成本不斷上升、資本邊際回報逐步下降，我國工業增長的主要源泉必然是創新。創新活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工業創新能力提升需要整個工業生態系統的變革。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從供給側入手，從企業、產業和區域各層面推進，通過深化改革優化工業資源配置機制，提高供給要素質量，再造一個工業發展的新生態系統。這個新工業生態系統與原有的工業生態系統的關鍵區別是，具有更高的創新能力與全要素生產率，工業增長方式從勞動力和物質要素總量投入驅動主導轉向了知識和技能等創新要素驅動主導，適應我國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的需要。

　　第二，從企業層面推進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十三五”關鍵任務是處置“僵尸企業”、降低實體企業成本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企業創新發展環境。

　　一是處置“僵尸企業”。“僵尸企業”是不具有自生能力，主要依靠政府補貼、銀行貸款、資本市場融資或借債不斷“輸血”而勉強維持運營的企業。我國現階段的“僵尸企業”大多分布在產能過剩的行業，這既包括處于鋼鐵、水泥、電解鋁等產能絕對過剩行業，也包括存在于光伏、風電等產能相對過剩行業。“僵尸企業”占用大量經濟資源卻不產生經濟效益，降低資源使用效率，影響經濟發展活力。因此，加快處置“僵尸企業”、推進“僵尸企業”重組整合或退出市場，成為我國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主要內容和近期經濟政策的重要著力點。當前，處置“僵尸企業”，政府應在全面評估“僵尸企業”經營困難程度、成因和未來發展潛力的基礎上，抓住重點、分類化解、精準施策，協調推進，強調通過市場競爭機制決定“僵尸企業”的破產、重組還是存續以及存續企業轉型、改革的方向。

　　二是降低實體企業成本。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之本。當前，我國經濟步入工業化后期并呈現出明顯經濟服務化趨勢，2013年我國服務業占比超越工業成為第一大產業，2015年第三產業占比超過50%。再加之中國實體企業面臨著發達國家的高端擠壓和新興經濟體低端擠出的國際環境，實體企業面臨著巨大的下行壓力。保證實體經濟這一根基穩步發展，成為“十三五”時期頗具挑戰性的重大任務。因此，政府一方面要進一步簡政放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要圍繞降低實體企業人工成本、稅費負擔、財務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各個方面進行一系列的改革，出臺切實有效的政策措施，營造有利環境，鼓勵和引導企業創新行為。

　　三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2016年要在壟斷行業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以“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國有經濟戰略性布局調整和完善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等方面邁出實質性的步伐，為整個“十三五”時期的國有企業改革奠定一個良好的基礎，確保到2020年在國有企業改革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性成果。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國有企業自身的發展，還在于營造一個良好的公平競爭的市場化環境。

　　第三，從產業層面推進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十三五”關鍵任務是化解產能過剩和積極推進《中國制造2025》戰略，實現工業經濟增長動能轉換。

　　一方面，對于步入工業化后期的中國工業，化解在工業化中期所積累龐大的工業產能，無疑是“十三五”時期的一個重大任務。到2016年2月，我國工業品價格指數PPI已經連續多月負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說明此輪工業產能過剩化解任務的艱巨性。“十三五”時期如何綜合運用市場機制、經濟手段、法治辦法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對過剩產能實現市場出清，是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的重中之重。當前，尤其是要做好對于鋼鐵、煤炭、電解鋁、建材等行業過剩產能退出工作。另一方面，要積極實施《中國制造2025》，推進“互聯網+中國制造”，加快培育工業增長新動能。2015年提出的《中國制造2025》，其意義不僅僅在于中國制造業有了到2050年的發展藍圖，更在于描繪了中國未來整體經濟增長“新發動機”，這是中國經濟在發展方向和戰略布局一個重大突破。

　　無論是化解過剩產能，還是積極推進《中國制造2025》與“互聯網+”戰略，都要注意把握使用財政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力度”和“協同度”。一是要堅決避免以加快推進《中國制造2025》為借口，進一步強化實施選擇性產業政策，從而影響良好技術創新生態的建設；二是要注意政府政策的協同性；三是注意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協同，推進產業政策從政府選擇、特惠措施為主的選擇性產業政策取向，轉向普惠性、促進公平競爭和科技進步的功能性產業政策取向。

　　第四，從區域層面推進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十三五”關鍵任務是通過實施新區域發展戰略優化區域工業資源配置，拓展工業發展空間。

　　“十三五”期間，我國將深入推進“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和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等新區域發展戰略，一方面，這些戰略的實施有賴于工業供給要素的跨區域有效流動，另一方面這些區域戰略實施也極大地拓展了工業增長的空間。“一帶一路”戰略可以促進我國工業產能合作，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推動自身產業轉型升級，實現工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不僅可以創造在基礎設施方面的巨大工業投資需求，同時也努力構造研發與制造產業鏈條京津冀三地跨區域協同的新的工業生態系統；長江經濟帶戰略覆蓋全國11個省市，將我國東、中、西三大地帶連接起來，有利于優化城市空間布局和工業分工協作，形成東中西互動合作的制造業協調發展帶，有望形成若干符合《中國制造2025》戰略方向的、世界級的、有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集群；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則旨在到2030年將東北地區打造成為全國重要的經濟支撐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裝備制造業基地和重大技術裝備戰略基地，國家新型原材料基地、現代農業生產基地和重要技術創新與研發基地。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意在于創新驅動，而企業家角色的核心內涵正是創新。實質推進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論是從企業層面處置“僵尸企業”、降低實體企業成本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還是從產業層面化解產能過剩和實施《中國制造2025》，以及從區域層面推進“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和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等新區域發展戰略，都要高度重視發揮企業家的核心作用，調動企業家創新積極性。（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黃群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