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巨量資金輪番追捧股市、債市、樓市乃至期貨市場，一面是大量“僵尸企業”擠占信貸資源，資金輸血實體經濟被打折扣。在當前經濟增速放緩、面臨去產能去杠桿壓力、資金相對寬松的階段，資金“脫實向虛”和“無效沉淀”卻呈現日益明顯的趨勢。

　　記者近日獲悉，上述趨勢已經引發相關部門的關注。接下來，包括投貸聯動試點、信貸資產證券化、完善政策性擔保機制等一系列政策的組合拳將會密集發力，以引導資金流向，真正使得實體經濟從中獲益。

　　加碼 存量增量“雙管”促信貸投放

　　最近幾年尤其是去年以來，監管層就在不斷出臺各類政策，試圖引導銀行信貸資源更多地流到對資金非常渴求的實體經濟中去，這些政策包括定向降準、推出支農支小再貸款、對小微企業貸款“三個不低于”等等。業內人士表示，這些政策在引導資金流向方面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由于這些政策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銀行的風險偏好，作用可能仍然有限。

　　業內人士表示，我國的融資結構是以間接融資為主，銀行的地位不言而喻。但是，從銀行本身的特點而言，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對風險的承受能力有限，尤其在經濟轉型和升級的過程中，出于控制風險的目的，銀行貸款變得較為謹慎和保守。一些抵御風險能力較差的企業想從銀行拿到融資更是難上加難。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引導銀行資金更多流入到實體，可以從建立更多的風險分擔機制和風險補償機制入手，提高銀行的風險容忍度。

　　擔保機制就是目前監管層正在推動的一種常態化的風險分擔機制。國務院去年印發《關于促進融資擔保行業加快發展的意見》，其中著重明確了政府在融資擔保行業未來發展中發揮的作用，包括發展政府控股、參股的融資擔保機構，并以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擔保業務為標準和導向加大扶持力度；鼓勵有條件的地方設立政府性擔保基金，實現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擔保風險在政府、銀行業金融機構和融資擔保機構之間的合理分擔；并首次提出研究設立國家融資擔保基金等。

　　與此同時，近兩年來，已有一些地區著手嘗試設立風險共擔模式的政府性擔保基金。曾剛認為，政策性機構介入后，資金實力更強，承受風險能力更強，銀行對利潤追求反而沒那么迫切，從這角度來看，政策性機構更為穩定，不會因經濟周期的波動而過分波動，減少現在這種“融資擔保跑路、企業跑掉、銀行不貸，融資環境更為惡化”的惡性循環。

　　業內人士也表示，對于擁有大量信貸資產的商業銀行而言，通過證券化的形式盤活銀行的存量信貸資產，能加強商業銀行對“三農”、中小企業的信貸投放力度，進一步促進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而根據相關統計數據，2015年，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發行項目總額達到4056.33億元，是上年市場全年規模的1.44倍。停擺約八年的不良資產證券化重啟近期迎來實質性進展，六家銀行被監管層選為首批試點機構，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產品。

　　拓展 擴大銀行外“輸血”渠道

　　業內人士表示，銀行本身對于風險的承受能力有限，因此，解決資金流不到實體中去的問題，除了從銀行角度入手，更重要也是更有效的是發展其他除銀行之外的融資渠道，來輸血實體經濟。

　　“從直接融資方式來看，股權類融資對風險的承受能力較高，目前應該鼓勵這一融資的發展。”曾剛表示。聯訊證券研究總監付立春此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表示，社會總體的融資成本仍偏高，中小微民營企業尤甚，創新型企業融資非常困難。直接融資對這些企業的作用很大，要繼續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市場，如新三板、科創板以及股權交易市場等，為企業融資提供更多的機會。

　　而目前監管層力推的“投貸聯動”政策可謂是一種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相結合的制度創新。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在兩會期間表示，支持銀行采用成立類似風險投資公司或基金的方式，對創新企業給予資金支持，并建立在嚴格的風險隔離基礎上，以實現銀行業的資本性資金早期介入。業內人士表示，商業銀行通過投貸聯動，以“股權+債權”的方式，不僅能為種子期、初創期的科技型中小微企業提供有效的融資支持，更能以股權收益彌補信貸資金風險損失。

　　曾剛也表示，從除銀行之外的間接融資方式來看，可以發展融資租賃或金融租賃等融資方式。國務院去年9月印發《關于加快融資租賃業發展的指導意見》和《關于促進金融租賃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全面系統部署加快發展融資租賃業和金融租賃業。北京市租賃協會會長張巨光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銀行業與融資租賃業應該是互相補充的，融資租賃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方面具有特有優勢，尤其是廠商背景的融資租賃企業更是如此。我國融資租賃行業雖然發展速度很快，但是相比起發達國家仍有不小的差距，目前我國融資租賃的滲透率通過融資租賃方式獲得的資產占所有采購資產的比重只有5%左右，而美國等發達國家滲透率可以達到20%至30%。

　　“金融租賃和銀行不同，由于其物權在金融租賃公司手中，因此對風險的承受能力更強，一般金融租賃的融資周期也比較長，這兩點都能克服現有銀行融資的缺陷。”曾剛說。

　　治本 發力實體端促經濟轉型

　　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專家紛紛表示，解決資金“脫實向虛”的核心不能只寄托在金融政策上，產業政策的完善更為關鍵，要以供給端結構性改革等方式促進實體經濟領域結構的優化。“一個經營困難的企業好比一個在手術臺上的病人，金融的支持只能是給他輸血，讓他不至于立馬死在手術臺上，但是這個病人本身身體太虛了，它緊靠輸血是不行的。”曾剛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實體經濟要能自身實現改善，這樣才能獲得更多的外部融資支持。他表示，政府要更為系統地出臺一些降低稅費成本和勞動成本、扶持小微企業的政策，來促進實體經濟的轉型。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也對記者表示，事實上現在出現的問題都是表象，背后是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因此，解決起來也要長期解決。比如說，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無效供給變成有效供給，壓縮產能去庫存。還要刺激需求，一方面是要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改善福利，讓他們敢消費。另一方面，要鼓勵高收入富裕群體的消費和投資，推進國企改革，推進債轉股等，讓國內和境外都有人有興趣來購買資產，以積極拉動投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研究員項安波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主要還是金融和實體經濟發展嚴重失衡，金融業高利潤率的同時，實體經濟領域多個行業低于平均利潤率，這就導致了資金流入金融業“脫實向虛”。另外，他特別指出，我國產業政策仍缺乏穩定性和連續性也是一個關鍵問題。

　　項安波建議，在我國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轉變的關鍵階段，要調整好金融業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避免進一步失衡。貨幣政策與財稅政策配合，加強引導金融機構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讓錢更多地流入實體經濟。此外，產業政策要保持穩定性和持續性，給企業穩定的預期、安全感和信心，使得他們可以對生產活動做出長期的規劃，避免出現炒熱錢等現象。

　　他指出，在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要更加重視制造業，將制造業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既要支持傳統行業的升級改造，又要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將二者融合起來。從制造業本身來說，也要避免產業過度金融化，在提升產品質量、競爭力方面實實在在地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