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改要啃“硬骨頭”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價格改革的取向，無疑就是市場化。

　　“30多年來，我國價格改革先后經過了三個階段”，對價格改革歷程，中國價格協會會長王永治熟稔在心：

　　1979年到1991年，是改革計劃價格體制階段，其中，1979年—1984年“以調為主、以放為輔”，1985年之后變為“以放為主、以調為輔”，開始實行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

　　1992年之后，價格改革步入“快車道”，1992年至2000年的8年間，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價格體制階段，絕大部分雙軌制商品的價格交由市場調節;

　　2001年至今，大規模、大面積、大幅度的“調”“放”基本結束，改革重點轉為完善價格形成機制、價格調控體系，并對極少數重要商品服務價格進行調整。

　　從1992年到2001年7月，中央管理的定價項目從141種大幅壓減至13種，分別是：重要的中央儲備物資，國家專營的煙葉、食鹽和民用爆破器材，部分化肥，部分重要藥品，教材，天然氣，中央直屬及跨省水利工程供水，電力，軍品，重要交通運輸，郵政基本服務，電信基本業務，重要專業服務。

　　此后，中央儲備物資、化肥、電信基本業務相繼放開，時至今日，中央定價項目只剩下十大類。國家發改委表示，去年年底，我國已有95%以上的消費品、97%以上的生產資料實現了市場定價。“剩下的主要是一些影響面廣、后續產業鏈長的基礎性產品，或與民生緊密相關，或涉及壟斷，利益關系復雜。”王永治說。

　　價改走過35年，剩下的都是“硬骨頭”，而這些“硬骨頭”牽制著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目前在資金、土地、能源以及水、電、天然氣等要素市場上，政府干預過多，導致價格不能反映市場供求與資源的稀缺程度，也導致了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產業結構失衡，以及高污染、高能耗等問題。”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認為。

　　價格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王永治說，要利用價格改革帶來的市場倒逼機制，促進壟斷行業改革、稅制改革、質量體系改革、環保體制機制改革等其他領域改革。

　　此外，把價格更多交由市場，也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減少政府對市場不必要干預的應有之義。

　　部分交給市場 部分完善機制

　　大部分價格將放開

　　新一輪價格改革，需在哪些方面重點發力?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表示，未來除重要的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和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實行政府定價外，其余價格都要逐步、有序地放開。王永治認為，“改革必然是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成熟一項，推出一項。”眼下，新一輪改革的具體方案尚在醞釀，但專家和媒體各抒己見，都已在暢想大致方向。

　　——能源、交通、環境等價格形成機制需進一步完善。

　　“在煤、電、油、氣等資源性產品領域，價格形成機制還不夠合理，成為價格改革需要打破的‘最后壁壘’。”王永治說，逐步建立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市場供求狀況和環境治理成本的價格形成機制，是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的方向。

　　——部分壟斷行業價格需要改革。

　　近年來，電信三大運營商資費價格大幅下降。去年底，基礎電信領域又開始向社會資本開放，虛擬運營商的加入讓市場競爭更加充分。電信市場逐步發育成熟，為今年5月電信資費的全面放開奠定了基礎。

　　同樣，國家明確即將廢除專營的食鹽價格，也將迎來放開契機。有專家表示，食鹽是可以競爭的領域，完全沒必要專營;取消食鹽專營，會增加消費者選擇權，降低食鹽價格。

　　——部分專業服務價格可以大幅放開。

　　今年上半年，我國先后放開了房地產咨詢、專利代理、報關服務、自愿性產品認證、質量(環境)體系認證等11項服務價格，放開了除政府投資項目或委托服務以外的建設項目前期工作咨詢、工程勘察設計、招標代理、工程監理等4項服務價格。新一輪價格改革，也明確要放開與居民生活沒有直接關系的絕大部分專業服務價格。“這些領域專業性很強，其價格調整不會影響普通居民的基本生活。”王永治說。

　　——探索建立農產品目標價格制度。

　　今年6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全面取消棉花、大豆臨時收儲政策，政府不再干預市場價格，價格由市場決定，生產者按市場價格出售棉花、大豆。與此同時，對新疆棉花、東北和內蒙古的大豆實行目標價格補貼，當市場價格低于目標價格時，國家根據差價給予生產者補貼。

　　推進要謹慎 監管要跟上

　　價改拒絕“休克療法”

　　今年以來，相對穩定的物價水平為價格改革提供了空間，物價改革面臨著難得的“窗口期”。王永治認為，若價格放開后，某些產品出現價格異常波動，我國也有足夠的能力與財力平抑物價、保障低收入群體生活。

　　但是，價格改革關系國計民生，涉及千家萬戶，“牽一發而動全身”，必須謹慎操作。王永治表示，價格過低，影響生產者積極性，使生產活力不足;價格過高，又會影響大眾，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質量和水平。

　　“30多年來，黨和政府對價格改革很重視，也很謹慎。在具體操作上，一直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唯恐由于決策不當引起社會不必要的波動。”提起價格改革的“敏感性”，王永治深有感觸。他建議在推進節奏上，要采取漸進方式。“由于需要考慮宏觀環境、社會承受力、可控程度等多種因素，價格改革不能采用一次性放開的‘休克療法’。比如，在調整關系群眾日常出行的地鐵、公交價格時，可以向合理價格回歸，但不能一步到位，必須分步走”;在推進步驟上，要聽取各方訴求。“價格并非一般人就能簡單判斷出該高還是該低的問題，應該由有關各方反復協商。具體的商品和服務價格，哪些漲、哪些不漲要做具體分析，因為它專業性很強”。此外，在推進方式上，也要注重區分居民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非基本需求部分，需要反映供求關系;基本需求部分，在理順價格的同時，應盡量保障居民基本生活不受影響。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李玲表示，對涉及百姓健康安全的藥價和醫療服務改革，更要謹慎推行。李玲回憶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全面放開藥價之后，造成價格猛漲，低價藥、傳統藥換個劑量或者包裝就坐地漲價，后來政府不得不重新收回定價權，“新一輪價格改革必須吸取這一教訓”。此外，不少醫院和醫療從業人員反映，醫療服務價格偏低，急需改革。李玲認為，解決這一矛盾，“調”會比“放”更有效，“老百姓看病更加看重療效好壞，而非價格高低。國際上有個規律，醫療市場的競爭，越競爭就越貴，這一點跟一般市場競爭恰恰相反，需要認真對待。”

　　在我國價格改革的歷程中，曾出現過幾次物價飛漲的情況。因此，公眾容易將價格改革與“漲價”聯系起來。“這是很自然的，也表明了群眾對價格的關心與重視。”王永治表示，價格改革絕不是簡單的漲價或不漲價，“決定價格水平的是市場供求關系，而非改革。”他認為，盡管改革可能引起一些商品和服務價格的調整，但絕不會引起價格總水平的波動。

　　可以肯定的是，按照市場化方向推進新一輪價格改革后，政府定價的商品范圍將進一步縮小。隨之而來的，是政府如何完成角色轉換的任務，即從定價者逐步轉換為監管者。“放開政府定價只是第一步，監管本身也是改革，而且是難度更大的改革!”王永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