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控填海造地。”國土部部長、國家土地總督察姜大明9月30日主持第27次部長辦公會研究沿海灘涂開發與保護時明確提出。而國土部近期下發的《關于推進土地節約集約利用的指導意見》也稱，今后國土部門將嚴控城市新區用地。

　　中原地產總監張大偉認為，國土部出臺的上述新規，有利于防止更多鬼城的出現。

　　不過，上海地產高級經濟師顧海波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各地為加快發展盲目上項目占用土地的現象至今還很普遍。他建議，對于土地節約集約政策，要分別從省、市、縣、村鎮的層面，構建不同的側重點。

　　嚴控新區用地

　　“今后我們將嚴控城市新區用地，能不批就不批。”9月25日，國土部就近期下發的《關于推進土地節約集約利用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舉行通氣會，在會上國土部規劃司司長董祚繼承認，目前城市新區擴張問題比較嚴重。

　　據董祚繼介紹，今后確需設立城市新區的，必須以人口密度、用地產出強度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為基準，以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為前提。

　　各地城市新區擴張之猛，令人咋舌。國土部去年一項調查顯示，全國391個城市的新區規劃人均城市建設用地197平方米，已建成區人均城市建設用地達到161平方米，遠遠超過人均100平方米的國家標準。

　　各地城市新區林立，使得土地矛盾更加突出，壓力加大。實際上，自上海浦東新區開發建設以來，各地紛紛效仿建設新區，出現了新區規劃熱潮。

　　以河南省為例，其被列為全國省級新區之后，2010年2月—2013年1月不足3年時間，先后在18個地級市范圍內批準成立了14個省級新區，加上鄭州新區和洛陽新區，目前該省共16個城市新區，總面積達5047平方公里。

　　正是基于此，近年來一些城市“新城”變“鬼城”的話題也增多了。“城市化建設浪潮加速，中國出現許多‘鬼城’，都是各地盲目發展的結果。”顧海波說。

　　就此，董祚繼表示，去年以來國土部配合發改委等部門，研究了《城市新區設立審核辦法》，“今后凡是不符合規定的一律不予以批準。”指導意見還稱，按照要求，嚴格核定各類城市新增建設用地規模，適當增加城區人口100萬-300萬的大城市新增建設用地，合理確定城區人口300萬-500萬的大城市新增建設用地，從嚴控制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新增建設用地。

　　上述指導意見還強調，要著力盤活存量建設用地。根據計劃，加大農村空閑、閑置和低效用地整治，力爭到2020年，城鎮工礦用地在城鄉建設用地總量中的比例提高到40%左右。“東部地區特別是優化開發的京津冀、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地區，要率先壓減新增建設用地規模。”董祚繼表示。

　　要改變眼下土地粗放利用狀況并不容易。7月24日，國家土地總督察決定，對包括邢臺市、四平市、湖州市等9個土地違法違規問題突出的地市人民政府進行公開約談。

　　指標透支

　　記者此前在河北、山西、四川等實地走訪了解到，一些地方的建設用地指標已經透支。

　　如何突圍建設用地之困，顧海波對記者表示，唯有轉變用地模式，向集約要地。“節約土地不僅是對土地資源的集約，對一些地方來說，更是需要調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顧海波說。

　　從國土部連續三年的部省聯合調研看，計劃指標缺口不斷加大。資料顯示，各級政府借助行政體制調整，將農村區域納入城市版圖，使城市圈不斷外移，城市建成區面積已從2000年的22439.3平方公里擴增到2011年的40058平方公里，幾乎擴大了一倍。

　　那么，缺口究竟有多大?最近國土部給出的答案是，年度計劃指標供需實際缺口估計至少在300萬-400萬畝。

　　但另一方面，無論東部還是西部，無論城市還是鄉村，各地將大馬路、大廣場、大廠區視為招商引資的資本。“為招商引資，我們政府唯一的許諾便是你要哪里的土地我們都可以給，土地不是問題。”四川某市政府招商部門有關負責人向記者坦言。

　　對此，亞太城市房地產研究院院長謝逸楓認為，這已導致各地尚有大量批而未用土地。“一些地方批后供地實際使用比例不足50%。”謝逸楓說。

　　無地可用，恐成為制約各地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

　　資料顯示，廣東省2010年至2020年十年規劃的用地指標，只夠用到2015年。廣東省國土廳數據則顯示，2012年至2020年，廣東年均可用新增建設用地僅為27.5萬畝，與1996-2009年年均43.7萬畝相比，年均缺口達16.2萬畝。

　　“廣東的國土面積僅占全國1.87%，如果按照1996年至2009年的建設用地增長速度，2010年至2020年的用地規模5年就會用完。2007年底，廣東人均耕地只有0.45畝，也遠低于聯合國規定的人均0.8畝的警戒線。”廣東省國土廳廳長鄔公權曾透露。

　　在經濟發展上，土地瓶頸也越發明顯。

　　“當前還面臨一個重要問題，隨著各地土地供應的緊張，地價不斷上漲，直接影響到了房地產市場的穩定。”10月7日，河北省某市官員向記者坦言，這對地方財政而言壓力很大。

　　經濟發展了卻遭遇“成長的煩惱”，而土地制約成為了各地第一煩惱。如浙江省的紹興縣2005年、2006年每年用地需求1.5萬畝，而一年用地指標只有7000畝，供給滿足度還不到一半。另據記者調查發現，長期以來，多個地方規劃無序，土地浪費十分嚴重。

　　“當前，一些地方仍習慣于依賴投資類增長模式。”浙江省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員會主任委員樓小東曾公開指出，要進一步推進節約集約用地，還面臨一些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