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法及相關配套法規的出臺，影響深遠，必須要從“產業優先”轉向“環境優先”。只有拋棄“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思路，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改善環境，獲得可持續發展。

　　日本的污染治理或可作為借鑒。二戰以后，日本經濟恢復較快，但日本經濟依賴環境破壞型、資源浪費型產業，環境污染問題開始顯現。上世紀60年代，出現了新瀉水俁病事件、四日市事件、疼疼病事件、熊本水俁病事件，即“四大公害事件”，民眾反公害運動高漲，推動了日本環境立法進程。1967年8月，日本通過了《公害對策基本法》，界定了破壞大氣、水質、土壤等自然環境的公害，但該法仍固守“產業優先”原則，日本環境公害問題并未徹底解決，治理效果屢遭質疑。

　　至上世紀90年代，日本人均GDP達2.4萬美元/年，日本開始拋棄“產業優先”，環境立法理念轉向可持續發展。1993年日本通過了《環境基本法》，包含四點主張：一是倡導可持續發展，明確環境是人類持續繁衍生息地，應當保證當代和后代人都能享受健康優美的環境，并使其可持續地發展下去;二是構建低環境負荷的“環境優先型社會”，國家、地方政府、企業、國民等都應公平地承擔各自應負的責任;三是強調預防原則，建立環境影響評價等控制措施;四是積極參與解決全球環境問題，“積極促進建立在國際協調基礎之上的全球環境保護”。

　　日本從“產業優先”轉向“環境優先”，效果十分明顯。首先，工業污染強度大幅降低。受環保法律約束，日本企業強化環保投資，新建的工業項目投入運營，企業需要配備污染治理設施。1979-1990年，日本鋼鐵行業用于公害防治的總投入達1.4萬億日元，占其行業設備總投資的21%。日本污染治理成效顯著，北九州、川崎等工業污染重地，經過多年治理，成為適宜人類居住的環境友好地區。因此，日本環境破壞程度較低，據統計，2006 年日本碳排放強度為每百萬美元GDP產生 244噸二氧化碳，是我國碳排放強度的十分之一。

　　其次，環保技術產業快速發展。環保法律趨嚴帶動相關技術發展。日本中央政府通過財稅、低息融資等傾斜性產業政策，加大環保科技投入;地方政府則通過設立生態園區、產業園區，從教育基礎研究，到技術驗證研究，再到企業化運作，政府提供政策扶持，促進環保技術產業發展。日本環境治理成效顯著，推動了低成本、高效益的新型污染防治技術創新，形成了一批有競爭力的環保設備生產企業。目前，日本企業在水處理、土壤保護、廢氣處理等領域擁有大批全球領先的環保技術，并已向包括中國等新興國家輸出技術，解決當地水質、土壤等污染問題。

　　再次，循環工業開始發展成熟。日本拋棄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思路，發展循環經濟，延伸和發展了可持續發展理念，形成了以《環境基本法》為上位法，《推進建立循環型社會基本法》(2000年)為核心的日本循環型社會立法體系，包括《廢棄物處理法》、《促進資源有效利用法》以及《特種家用機器循環法》、《建筑材料循環法》等專項法律。通過財政預算制度、融資制度，扶持循環經濟發展。如對廢棄物再資源化工藝設備生產者給予財政補貼，對相關產業研發、設備投資的企業，分類享受政策貸款扶持。日本發展循環經濟，實現了以下目標：通過生產與環保技術融合，降低資源消耗，達到節約資源目的;通過廢棄物綜合回收利用，實現物質資源的循環使用;通過垃圾無害化處理，實現環境友好生產。目前，日本制定家電再商品化率辦法，規定空調、電冰箱、洗衣機和薄型電視機的再商品化率要分別達到70%、60%、65%和50%;日本鋼鐵行業的爐渣、粉塵等固體廢物循環利用率達95%以上。

　　日本環保法律的完善，經歷了遵循漸進發展的過程，從“產業優先”到“可持續發展”，適應日本經濟當時所處階段。中國須根據國情適時修改，以新環保法為依托，進一步完善環保法律法規，加快修訂《水污染防治法》等環保單行法、環保行政法規、環保部門規章以及環保地方性法規及規章。

　　在加強立法的同時，還需適時加大環保投入。日本經驗表明，將可持續發展理念確定為環保法的立法原則，既有設備環保設施升級和新建項目配套投資增加，導致環境污染投資需求明顯上升。中國新環保法已確立“可持續發展”理念，明確“保護優先”，環保投資處于上升期，市場潛力大， 加大投入環保技術研發，做好國外先進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從而推動全國環保技術產業發展。

　　此外，嚴格落實環保法，將帶動循環經濟的發展。2008年我國出臺了循環經濟促進法，但配套法律法規尚不完善。首先要建立產業政策、財稅政策、金融政策、價格政策等配套政策，促進循環經濟的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等制度規范化，有效推進循環經濟產業發展;其次，擴大生產者責任，由企業來負責其產品被消費后的物質循環責任，如日本《家用電器再生利用法》強制生產者回收電視機等四類大型的家用電器，在包裝廢棄物、廢舊電池、廢棄電子電氣設備、廢舊汽車管理等方面落實國內企業“生產者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