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官方證實無非兩種可能，一是消息屬實，二是消息不實。假如消息不實，從維護當地樓市的正常秩序出發，政府部門有必要出面辟謠。但假如消息是真的，當地部門的沉默，就太耐人尋味了。

　　耐人尋味之處在于，它凸現了地方政府部門的某種尷尬。從政策面看，盡管樓市調控從強調價格調控轉向強調長效調控，從一刀切式的調控轉向分類調控，但限購作為曾被反復強調的剛性措施在被廢止前就仍具有效力。因此，地方政府必須維持遵守相關規定的立場。但另一方面，隨著樓市轉淡，不少地方政府正受到空前的財政壓力。300個城市土地出讓金下降4成，即是一例。在現有財政收入模式下，地方政府又不得不回歸發展樓市以緩解財政壓力的老路。于是，悄悄放寬樓市調控的尺度，只做不說，就成為可理解的選擇。

　　實際上，對于取消限購，無需刻意打造成“公開的秘密”。原因很簡單，一方面，政府部門任何政策的出臺或變更，都應有一定的依據。即使現在是樓市調控調整的微妙時期，明著變更也比暗著改變有益得多。暗著改變政策，盡管可以避免與現行樓市調控政策明著掐架的風險，但可能得承擔市場陷入信息混亂和預期混亂的風險。透明的市場往往也是穩定的市場。樓市政策不透明，其演變也未必能遂地方政府的意。另一方面，面對利益構成復雜的樓市，不可能有萬能藥。限購本身也不是萬能藥，相反，因為行政干預過于強烈，倒可能扭曲正常的市場供求關系。

　　實際上，自無錫、南寧、天津等地打擦邊球以來，地方樓市調控政策出現分化就已幾乎不可避免。唯一的懸念就是誰直接取消限購。總會有樓房高庫存且財政壓力大的城市，率先吃螃蟹。即使不是沈陽，也會有其他城市涌出來。

　　取不取消限購，都與道德無關，而與現實的財政賬有關。因此，對錯不宜輕下結論。真正值得考量的是，該不該把取消限購的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當然應該。地區不同決定了樓市發展水平的差異和地方政府對樓市訴求的差異。地方做決定更有針對性。中央層面，把好貨幣這個總閘門就行。貨幣不泛濫，調控再放松也效果有限。與此同時，還應該列出一個名單來，明確重點城市中哪些暫不宜放開，以符合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政策要求。

　　當地方得到更多樓市調控權力時，責任也相應增加了。關鍵在于，如何讓地方政府的責任兌現與賣地收入的兌現一樣明確。顯然，只能依靠財稅制度改革做到這一點。現在，財稅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即將出臺。地方打破限購的沖動，提醒著財稅改革不要落后。如此，取消限購的沖擊才可能降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