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3月3日，我的心情都比較復雜。這一天，既是我履行政協委員神圣職責的日子，也是全家人到八寶山看望父親的日子。“有國才有家”，“為國盡忠就是最大的盡孝”，這是父親對我的終生影響。年過九旬的老母親對兒女說：“爸爸在時總說，你們盡忠就是盡孝，人要有精神，有家國情懷，有點兒大義千秋的襟懷氣度。”

　　我的父親李莊、母親趙培藍，抗戰時期相識在太行山。戰爭年代，太行山革命根據地條件雖然艱苦，但父親意氣昂揚，風華正茂。不少老同志在回憶父親時都會這樣描繪：當年的李莊，身材高大，文質彬彬，從容不迫，平易謙和，抗戰初期因發表了不少抗日將領訪問記而“聲名鵲起”。

　　母親至今仍記得初識父親時的情景。那是1945年，“整風”結束后的一次文藝演出，臺上一高一矮兩個人在表演，母親問她在太行聯中的同學：這兩人是誰?同學答：高個子是鼎鼎大名的李莊，矮個子是歸國華僑杜展潮，都是新華日報記者。從那時起，父親高高的身影就留在了母親心中。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19歲的父親和所有不當亡國奴的青年一樣，離開家鄉，尋找抗日救國的道路。1938年在太行山參加革命后，他先后在《民族革命》(半月刊)、《勝利報》、《晉冀魯豫日報》、《新華日報》(華北版、太行版)、晉冀魯豫《人民日報》、華北《人民日報》工作。

　　中共中央從陜北轉戰到西柏坡后，決定恢復黨中央機關報(1947年中央撤離延安時，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即予停刊)，因此將華北《人民日報》升格改組為中央機關報。父親由華北《人民日報》編委進入組建班子，成為《人民日報》創始人之一。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歷任人民日報社總編室主任、編委、副總編輯、總編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特別是抗美援朝期間，他采寫了大量被廣為傳誦的戰地通訊，如《為七百萬人民請命》《被人們歡呼“萬歲”的部隊》《復仇的火焰》《漢江南岸的日日夜夜》等等。

　　其中，《為七百萬人民請命》刊登于1946年5月15日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創刊號一版，受到時任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晉冀魯豫野戰軍政委鄧小平同志的表揚。后來，父親第一批進入北平參加軍事接管工作，接著采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一天一篇通訊，發表了《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等系列報道，忠實記錄了新中國的誕生。

　　父親在抗戰的烽火中離開家庭投身革命。“一聲炮響上太行”，“小家”讓位給了國家。從1938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他給在老家徐水的父母只寫過一封僅有一句暗語、沒有地址的信：“我處生意興隆，體健。戎莊。”十余年間，他和家人不通音訊，彼此生死不明。

　　直到1949年初的一天，北平的報紙上登出范長江接管國民黨《華北日報》、李莊接管國民黨中央社北平分社的消息，我的叔叔們抱著“去看看這個李莊是不是我們的大哥”的想法，找到了報社駐地，先后參加革命的一家人這才團圓。

　　剛剛從戰爭走入和平，父親又從和平走向戰爭——抗美援朝。戰爭初期，他受命擔任中、英、法三國記者國際采訪團的領隊，在美軍仁川登陸前就進入朝鮮，多次出入漢城，深入到朝鮮半島南部采訪，是中國新聞工作者抗美援朝赴戰地采訪的第一人。

　　從朝鮮回國后，父親根據組織安排，長期值夜班、編報紙。除了20世紀50年代末被派到蘇聯工作的幾年外，他不論當部門主任，當副總編輯，還是當總編輯，都在值夜班，一干就是二十余年。

　　1966年春，“文革”還沒正式開始，父親時任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兼總編室主任，照舊值著他那常年的夜班。在奉命刪節轉載為“文革”造勢的《解放軍報》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時，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動，引起了上面的震怒，報社被責令做出深刻檢查和處理。父親也被停止了副總編輯的工作，開始做起了永遠通不過的檢查，成為“文革”頭一批犧牲者之一。

　　人民日報社的運動形式不像其他一些單位那樣殘酷，我們一家沒有悲慘到家破人亡的地步，但卻實實在在地“四分五裂”了——我姐姐去了內蒙古插隊，我哥哥去了云南插隊，我去了陜北插隊。當我們的父母都在北京時，這個家是“四分”，若父母中一個人去了干校，這個家便“五裂”了。

　　1976年，“文革”進入第十個年頭，父親仍在經受著他參加革命以來鮮有的痛苦。父親的一生，為人正直、厚道、持重。對組織，他忠心耿耿，矢志不渝;對同志、對戰友，他誠心實意，友善相待。戰爭年代，他一直在根據地，沒有經歷白區工作的壓抑或被捕入獄的磨難;和平時期，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幾次政治運動，他也沒有被錯誤批判。加入革命隊伍以來，他心情最壓抑的時期，應該是在這十年浩劫期間吧!

　　1月8日，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政治形勢再次微妙起來。當時，我經歷了延安種地、內蒙古放羊之后，穿上了綠軍裝，正在解放軍鐵道兵學院當兵。大事當頭，部隊領導希望掌握盡可能多的信息，于是派我去北京出差，讓我通過家庭交往的渠道，了解一些“政治動向”。于是，我得以在北京度過了終生難忘的一周。

　　1月15日，十里長街送總理。告別父母回部隊的前夜，父親、母親和我，關起屋門，坐在床上，披著被子，徹夜長談。從我的跌宕起伏的青年時代——黨和國家多事之秋的十年，說到他們的波瀾壯闊的青年時代——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十年，再說到見證他們青春年華的革命根據地——太行山。

　　長夜漫漫，我們禁不住一同唱起了《在太行山上》，慷慨，悲壯——

　　紅日照遍了東方，

　　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

　　看吧!

　　千山萬壑，銅壁鐵墻，

　　抗日的烽火燃燒在太行山上，

　　……

　　就這樣，父母帶著兒女，在特殊時刻，以特殊方式，回顧了自己走過的崢嶸歲月，傾訴了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擔憂，表達了對革命事業忠貞不渝的感情。

　　2006年3月15日，在父親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我們沒有用通常的哀樂，八寶山大禮堂一遍又一遍地回響著《在太行山上》，吊唁的人們忍不住淚下沾襟，而母親與我們兄弟姐妹，更深知《在太行山上》對父親的意義，對我們這個家庭的意義。

　　因為任職的關系，20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我兩度離開北京。隨著職務的變動，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可是在父母身邊盡孝的時間卻越來越少。忠孝不能兩全，為國盡忠和事親盡孝，常常在我心中糾結。可父親對女兒從沒有過一句埋怨，不論是頭腦清晰還是語句含混，他的思想、他的表達永遠是——好好工作，回家。晚年的父親肯定希望小女兒常在跟前，可他關于回家的前提是，先得干好工作!

　　1994年的元宵之夜，恰逢我去張家界赴任。進入市區，黑黝黝的山城有些陌生，煙花爆竹此起彼伏，霎時間，革命志士熊亨瀚的一首詩在我胸中涌動——大地春如海，男兒國是家。龍燈花鼓夜，長劍走天涯。我喜愛這首詩，后來我曾在寫文章時向父親提起，他也贊賞這首詩。我想，這就是我們血脈傳承的信念：“國是家”!

　　“李莊的一生就干了一件事。”這件事就是辦報。20歲就走上新聞工作道路且終生奉獻于此的父親，從來沒有教過我如何辦報，但他卻用一輩子的時光，用無聲的語言，教給了我如何做人做事，做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有知識的人。

　　我在兄弟姐妹中離家最早，與父親相處也最少。20歲就走上新聞工作道路且終生奉獻于此的父親，從來沒有教過我如何辦報，但他卻用一輩子的時光，用無聲的語言，教給了我如何做人做事，做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有知識的人。

　　2014年1月1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兵改工30周年紀念日，應戰友之邀，我寫了《鐵道兵賦》，發表于《經濟日報》《解放軍報》和《中國鐵道建筑報》，后者，就是當年的《鐵道兵報》。

　　我的手頭，無意間珍藏了父親在十年浩劫身處逆境的日子里寫給我的一些信。那時，他在北京，我在石家莊。父親還沒有“解放”，我們家還在落難。所幸，我在部隊得到了組織上和大多數同志的關懷與愛護。由于我在政治部宣傳處工作，抄抄寫寫是常事，偶爾還會寫個小稿子。

　　當年，要完成查找資料特別是翻譯古文、古詩詞的任務是挺不容易的，因為經過“文革”初期“破四舊”，燒書、毀書，非常缺少權威的工具書。故而，我先后寫過不少信向父親求助，父親則耐心地回答著我關于哲學、文學、黨史、軍史等方面的問題。

　　這里，我把其中的一封信全文照錄——

　　東東，你好!

　　你等這封信，可能等急了吧!最近時間較緊，工作、學習，難得找出一個比較完整的時間，一氣寫封較長的信。

　　你整理的那篇稿子，媽媽十四日拿回來，我看了兩遍，增減了一二十個字，第二天就寄給鐵道兵報社了。改動處，大抵是一些不合適的、同“身份”不稱的提法。如“認真糾正我軍作風某些不正之處”，“我軍”二字不妥。“我軍”不能隨意用，那不等于代表整個解放軍了嗎?這種地方本來容易處理，把“我軍”改成“我們”，就成了參加座談會的同志的自稱，符合身份和地位。這是一些具體問題，提一提，以后注意就是了。

　　總的印象，此稿寫得清通，邏輯也還嚴密，利用現成材料搞成這個樣子，是不容易的。當然，如果嚴格要求，應該說，它比較不深、不細，而這顯然受了素材的限制。一般來說，在多數情況下，利用現成材料寫成這樣的新聞——消息，是難以寫得很深、很細的。這個稿子，如果加上一些內容，可能好些。如，鐵道兵有些什么不同于其他兵種的特點?我不了解你們部隊的情況，據我極為粗淺的設想，鐵道兵到的地方，常常是最偏僻、最艱苦、最落后(從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來說)，甚至人跡罕至的地方。因此，也就是最需要群眾支援、看到群眾感覺最親的地方。在和平時期，鐵道兵學全國人民，同其他兵種學全國人民，除了共性之外，在這些方面就會產生個性。即使不能寫出新的思想，也能寫出新的際遇，以豐富、加深人們共知的思想。但這就需要深入、細致的采訪，單靠成文材料是不行的。

　　趙樸初同志有一首五古，悼念陳毅同志。我覺得不如他那首著名的《某公三哭》那樣工整、講究，但感情深摯，氣魄頗大，值得一讀。特抄給你，并加上一些解釋。

　　功勛蓋世間，直聲滿天下。

　　剛腸忌鬼蜮，迅雷發叱咤。

　　賴有堯日護，差免跖斧伐。

　　眾望方喁喁，何期大木拔。

　　豈徒知己感，百年一夕話。

　　慟哭非為私，風雨黯華夏。

　　功勛蓋世間，

　　直聲滿天下。

　　剛腸忌鬼蜮，——上兩句易懂，這句要解釋兩句。蜮，古代相傳一種能含沙射人的惡獸。鬼蜮，一般指用心險惡的小人。意思說他的胸懷剛烈坦蕩，不怕各種小丑的陷害。

　　迅雷發叱咤。——他代表我們黨和國家對全世界的發言，如迅雷光電，叱咤風云。

　　賴有堯日護，——堯，指偉大領袖。主席《送瘟神》七律，有“六億神州盡舜堯”句。日，光輝。這句說，由于有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維護。

　　差免跖斧伐。——跖，即盜跖。相傳為黃帝時大盜。春秋時，魯國柳下惠之弟“驅人牛馬，取人婦女，侵暴諸侯，橫行天下”，壞得很，時人因隱其名，以盜跖呼之。這里指林彪。斧，古刑具。這句說，幾乎被林彪害了。接上句，由于有主席的維護，才沒有被林彪所害。

　　眾望方喁喁，——喁喁，眾人向慕意。這句說，大家正在希望、推戴你為黨、為人民工作的時候。

　　何期大木拔。——大木，棟梁。這句說，哪想到棟梁折(拔)了。

　　豈徒知己感，——這句說，我悼念你并非只是由于是“知己”。

　　百年一夕話。——這句說，你對我的教誨，百年不會忘記。

　　慟哭非為私，——這句說，不只是我慟哭您。

　　風雨黯華夏。——這句說，舉國同悲呀!

　　上述解釋，不一定全對，你可想想看!

　　陳毅同志逝世太早了。能再為黨、為人民工作十年、二十年，會多作出多大貢獻!但逝世得也算得其時了，早兩年，有些事情就不一定立即那么清楚。由此想到古人的一首七絕：“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這首詩的意思說，周公，本是好人，他在輔佐周成王時，有人造謠他要篡位。王莽，是個壞人，他在篡漢前，有吐哺之名，號稱謙恭下士。吐哺，你不一定懂得。哺是含在口中的食物。世稱周公謙恭待士，有人去找他，他來不及把口中的食物嚼碎咽下，而是匆匆忙忙地吐出來，接待客人。曹操名句“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即指此。全詩說，如果周公在人們懷疑他篡位時死了，王莽在人們以為他謙恭下士時死了，他們好壞的真相就會被掩蓋起來，永遠搞不清楚了。但那是在古代，在過去。我們生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時代，陳毅同志好，林彪壞，會很快搞清楚的。

　　此信拉拉雜雜，兩次寫完，加上查書，用了三小時左右，還不完全知道把這兩首詩說清、說對了沒有。我們在一切方面都要好好地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詩詞方面也不例外。詩宗李(白)、杜(甫)，詞數蘇(軾)、辛(棄疾)。“大江東去”，氣魄是夠大的，同主席《詠雪》比，不能望其項背了。有時間，你應該好好學習主席的詩詞，最高的政治性、最好的藝術性的最好的統一。

　　家里一切都好，勿念。媽媽開計劃會議還沒完，大約要拖到春節前夕。

　　匆匆，祝你刻苦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刻苦學習歷史，刻苦學習現狀。這三項，是主席在延安整風時號召的。

　　爸爸

　　二十五日

　　信的前面談到了改稿子，篇幅雖小，但對我的意義卻很重大，因為那是我這個小兵領受的第一次新聞寫作任務，是我第一次向報刊投稿。這是我的第一篇新聞作品，也是父親唯一給我修改過的稿件。

　　母親這樣評價自己的丈夫：“李莊的一生就干了一件事。”這件事就是辦報。從抗日戰爭到抗美援朝，父親采寫的大量新聞作品，至今還有不少被當作新聞寫作的范文;他為新聞、通訊配發的言論，他為記者編輯修改的標題、文章，至今還為當事者津津樂道;他擔著重大責任拍板刊發的重要文章，至今還對社會產生著積極影響;他關于辦報、做人的許多名言，至今還在新老報人間流傳。

　　1949年進城后，有個解放戰爭時期在北平讀大學的地下黨員問他：“你們沒有念過多少書，是怎樣成長起來的?”父親幽默地回答：“主要是因為沒有表。”他進而解釋說：“在根據地，沒有表，不知道上下班時間，一覺醒來就是工作、學習，學習、工作，吹哨吃飯。除了睡眠，日日如此。”

　　父親也和人民日報社的晚輩說過自己剛進北京城時是如何“惡補”文化的：與同輩的兩位同事相約學習馬列著作，每天至少讀兩個小時。他們仨都值夜班，一般都是凌晨5點下班，有時更遲，回到家里再讀兩小時書，睡覺時已是上午。

　　父親在人民日報社擁有“大好人”的名聲，那是他幾十年用正直、善良、以誠待人贏得的。稿件評上獎、受到表揚，他隱居幕后;而當某些報道受到批評、遇到麻煩，他則毫不猶豫地站出來，把責任承擔下來。

　　“反右”時，人民日報社幾乎所有部門，連印刷廠，都打出了“右派分子”，而父親領導的經濟報道部門卻一個也沒有，他在自己的權力范圍內最大程度地保護了同志。“文革”中，父親第一個被“打倒”，挨過批斗，受過侮辱，但決不誣陷他人，不做違心的檢查，熬過了11年歲月才獲得“解放”。

　　家風無言，卻可以奠定一個人一生尊崇并延續的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則。父母沒有用說教教過兒女做人做事的道理和方式，而是用自己一生的所作所為，做了兒女最好的教科書。

　　父親走過的家國之路，波瀾壯闊，大起大落。母親始終以同樣的從容，和父親肩并肩，拉著兒女的手，堅守著同樣的家國情懷。父親擔任領導職務，一向謹言慎行，但1966年春，仍未能幸免，成為“文革”還沒正式開始就被最早打倒的一批，而母親選擇了堅定地同父親站在一起。

　　當時，我們家里就像什么事都沒發生一樣，母親仍如往常，照顧三個孩子的起居，過問我們的學習，擔心著紅衛兵運動中兒女的安全。

　　混亂的年月里，大字報滿天飛，不光是對“走資派”，造反派對一般干部也亂寫亂貼。我母親卻從來沒被貼過一張大字報。

　　和父親一樣，母親也是忠誠于黨的新聞事業的新聞工作者。雖不像父親那么輝煌，但她嚴謹認真、從容淡定，幾十年來，承托著工作與家庭中的一副副重擔。

　　母親出生于山西左權的四代中醫世家，家教甚嚴，女孩子讀書，也算早的，但十幾歲時戰爭來了，日本侵略者使她失去了學習環境。后來參加了革命，與父親相識相戀。

　　母親非常遺憾沒能在年輕時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她從不放棄任何學習機會。1955年，中國人民大學創辦新聞系，她成為第一批考上人大新聞系的學生，好像是年齡最大的或最大的之一，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

　　我們小時候，從幼兒園、小學到中學，所有的家長會都是母親參加，所有的寒暑假作業也都是母親挨天檢查，因為父親工作太忙，實在顧不了家。姐姐和我在“育英”上學，學習好，總受表揚，母親每次參加家長會，都感到臉上有光。

　　我們在育英小學的六年里，12個寒暑假，母親從不認為那是孩子們應該縱情玩樂的時間。她總是隨著我們年齡的增長，買來古今中外各種不同的書籍，一句一句教兒女背唐詩宋詞，培養我們良好的閱讀習慣。母親對自己和子女在學習上的嚴格要求，深深影響著后代，而除了學習方面，母親嚴謹的家教、做事情要么不做、做就做好的要求，也成為我深懷理想主義、做事追求完美的根源。

　　很小的時候，我們姊妹就被教育：女孩子坐要怎么坐，站要怎么站，笑要怎么笑;吃飯時不能出聲，包括吃面條不能吸溜;與人談話時要誠懇專注地看著對方的眼睛，不能打斷對方講話;無論打電話還是接電話，通話結束時都要后放下電話，等等。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有電話的家庭不多，打電話也多為大人的公務，我們小孩子被教育要有禮貌，接電話時后放電話。這個習慣影響了我大半生，直到現在，無論是與上級、同級、部下，還是兒子兒媳或他們的同學這些小年輕通電話，我都是后放電話。

　　母親非常注重鍛煉我們的生活技能，釘扣子、補衣服、縫棉被、織毛衣……這些活兒我都會做，自認做得還不錯;但姐姐做得比我好——這是母親的評價。雖然后來由于工作繁忙，這些技能的使用頻率不高，但直至今天，只要做，仍能做得像模像樣。

　　家風無言，卻可以奠定一個人一生尊崇并延續的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則。父母沒有用說教教過兒女做人做事的道理和方式，而是用自己一生的所作所為，做了兒女最好的教科書。

　　我覺得自己的人生是父輩人生的一種繼承，我希望下一代也能這樣做。為此，我在兒子“三十而立”時寫給他的信中說道：“你爺爺和姥爺經歷了戰爭與和平，度過了波瀾壯闊、激情燃燒的歲月。他們忠誠、執著、敬業、奉獻;為黨的事業和百姓福祉，他們做好了人，做好了文，做好了事，做好了官。就算‘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是社會發展規律，我們也不能做不肖子孫，我們總得使自己的人生充實而有意義，對得起歷史，對得起社會，對得起親人。”

　　五年了，我始終不能忘懷北京青年報記者一篇寫我們父女的文章，不能忘懷那令人感動的結尾——

　　中國有一個成語，叫“薪盡火傳”，出自莊子的《養生主》，本為譬喻人的形體有盡而精神不滅。古代高僧圓寂后，弟子們要在師父靈前點一盞長明燈，以示靈魂不滅、衣缽相傳。李莊是共產黨人，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的骨灰盒前沒有燈，這燈，長明在他子孫后代的心中。

　　完稿于2014年2月14日,甲午元宵節

　　(作者為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原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中國新聞文化促進會會長，中國報業協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