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2019年可能達到周期最高點9%的增速

　　根據所做的分析，成思危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周期性1986年前基本上以五年為一個周期，此后以十年為一周期。改革開放以后第一個經濟周期是中高速、波動性比較大的周期，第二個周期2002——2012年是一個高速增長的周期，這個周期應該是穩定的中高速增長周期。

　　許多投資者認為，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長會繼續放緩，會低于7.5%的預期增長目標，在成思危看來今年經濟屬于“穩定增長”，所謂穩定增長就是保住增長的下限，控制增長的上線，所以在這個周期里面，大體會平穩保持在7%--8%的增長，但是既然是周期就會有上升和下降的階段，根據分析預測這個周期的高點可能是2019年達到9%的增速。

　　為什么說最高點在2019年呢?三中全會的決定逐步落實會使我國經濟轉型取得一定成績，隨著主要領導人積累更豐富的經驗，也樹立了我國更強的治國理政能力，2018年是換屆年，隨著一大批新的年輕干部上來，他們會更努力的去發展經濟，所以成思危認為，2019年可能會是一個頂峰，“基本上接近GDP翻兩番的目標，隨著基數的增大和國家經濟環境的變化，2019年以后經濟會逐漸往下走，2023年可能的增速在7%--8%之間，2023年以后再下一個周期，經濟增速會在6%--7%的范圍內”。

　　這十年最大的挑戰就是環境

　　2005年我國GDP增長10.4%，由于能源效率低生態環境破壞造成的損失相當于GDP的13.5%，2010年測算的環境成本占GDP的12.5%，雖然有所降低，但是還是高于GDP的增長。

　　環境成本高于GDP的增長實際上對環境負債，這個債雖然是隱型的，可能會傳遞很長時間影響到子孫后代，這樣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現在的霧霾天氣等可以說是大自然、環境對我們的報復”。

　　1886年恩格斯說過“人們不可以過渡陶醉于對大自然的勝利，對于每一次的勝利大自然都報復我們”，上個世紀80年代聯合國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然而可持續發展的概念真正落實還需要相當長時間，對于我國而言，這十年，降低環境成本則成了最基本的民生問題。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成思危認為，要減少汽車對環境的污染，除了盡量限制汽車的增長還應提高燃油標準，“我們汽車的柴油是國一標準硫含量是500個PPM，歐美的標準是10個PPM，也就是說我們一輛車排放量是歐美50輛車的排放成本”。要解決北京的霧霾問題就得解決能源結構的改變，減少煤的應用增加天然氣、石油以及新能源的利用。目前我國煤的使用占整個能源比例的70%，天然氣、石油占20%，盡管政府有一個雄心勃勃的新能源計劃，但由于我國人口眾多，即使到2020年對石化能源的依賴也只有從90%下降到85%，所以形勢很嚴峻。

　　我國目前能源結構的彈性系數大概是0.7，就是說要保證7%的經濟增長速度需要將近5%的能源增長速度，“所以認真調整能源結構是治本之策，而這十年，相對于增長速度和通貨膨脹來說能不能解決好環境的問題可能對政府最大的一個考驗”。

　　希望比挑戰大

　　美國的次貸是銀行把錢借給沒有還款能力的個人，在成思危看來，中國的次貸是銀行把錢借給沒有還款能力的地方政府，“這也是一種風險”。

　　2010年7月審計署的報告顯示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是10.7萬億，2011年也是10.7萬億，但是去年中央下決心全國查的結果是20.8萬億，這個數字是相當高的。

　　現在有1/3的地方政府還債有問題，一些地方同志說，“銀行追著我們借錢，只要有理由就借給你，我們想不借就是傻子，借少了也是傻子，借了想還更是傻子，所以借的時候就沒打算還都等著中央政府買單。”那中央政府買單不就是鼓勵賴帳嗎? 再一個就變成銀行的壞賬，“借新債還老債”這樣就更成問題了。

　　投資可以增加就業、拉動生產資料和生活消費，投資也是最容易增加GDP的辦法，所以過去很多官員過分地注重GDP的增長，過分強調投資也帶來了一些負作用，比如投資里有水分，豆腐渣工程建的時候有GDP，跨的時候再修有GDP，或者建的時候有GDP建成后不能投產或運轉費用不足以收回投資只好政府去補貼，而一個項目占GDP里有10%的水份，第二年再增長GDP，就補上10%的水份，那么投資就得不僅僅造成第二年要增長1個百分點，按照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索羅的公式，投資增長速度絕對不應該高于GDP的一倍，但是近年來，我國投資增長速度都高于GDP的一倍，也說明投資的效益太差了，但由于投資能拉動GDP的增長，所以大家還是使勁地去追求,過度投資也擠出技術進步，從數據上看，這幾年我國綜合要素的生產力(TFP)對經濟的貢獻率沒有增長，技術進步、教育(使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管理這三者都不重視，怎么能夠更好地去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個挑戰需要政府官員真正轉變觀念，不過分依靠投資這種外延性增長的模式，真正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分配上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行使政府的管理職能”。

　　盡管充滿挑戰，成思危認為中國經濟的希望比挑戰還要大，“改革是最大的紅利”，制度創新是改革的紅利資源，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很多都是制度上的創新，“這種制度的創新它的潛力如果激發出來，將對經濟起著重要的作用，這里只講兩個例子”。

　　轉移農村勞動力

　　城鎮化的作用在哪里?除了拉動經濟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的進步。所謂現代化按照西方現代化理論就是工業化加民主化，工業化構成里城鎮化、勞動力的轉移是必不可少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是解決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的最根本的措施，現在老講分配不平等，其實最大的不平等是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收入的不平等，城市居民是農村居民收入的3倍以上，幾年以來這種情況沒有大大改變。城市居民購買力是農村居民購買力的4倍以上，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種公共服務，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等各種服務比農村好得多。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能很好的解決這些問題，也能解決農村過剩的勞動力問題，農村過剩勞動力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所謂完全過剩，邊際產出為零，多派一個人沒增加產出;另一種是低收入的，雖然它的邊際產出雖然不為零，但邊際消費為零，這是他自己創造，沒有購買力，或購買力很小。

　　目前，我國農業勞動生產力和工業勞動生產力相差得很遠，純農業勞動生產力(種地的種植業勞動生產力)大概每人每年創造的就業增加值是300—500元，世界十大國的勞動生產率，第一檔是美國、法國、日本，人均3—5萬，第二檔巴西、俄羅斯、土耳其，每人年均3000—5000，第三檔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越南等國家是300—500元，轉移到工業的勞動力，每人每年創造的增加值2萬元，我們大概只有美國的1/8，德國的1/5，但從300—500美元到2萬美元這個飛躍是很大的，所以當農民進入城市，從農業生產轉移到工業生產以后，如果有足夠的就業崗位，它創造的社會財富就大大增加了。

　　多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以后，農村就可以進行適度農業經營，提高農業的生產力，至少我們可以趕上第二檔國家。轉移農村勞動力不是那么簡單的問題，英國采取跑馬圈地的方式：剝奪農民土地，把農民趕到城市做工;美國采取兼并的辦法：有實力的農戶兼并貧弱農戶;拉美地區把農民吸引到城市來形成貧民窟。“我們不能這樣做，要以人為核心做好城市化，農民進城以后，解決他的住房、社保、子女教育、就業等一系列問題，而且最后要解決他的戶籍問題，這些問題都不是很簡單的問題，但又是非做不可的”。

　　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解決二元經濟結構一方面轉移農村勞動力，另一方面提高農村財產性收入。“有人把改革現存的土地制度稱為第二次土改，我覺得還有點道理”，新中國成立之初搞的土改把土地分給農民，1955年集體化又把土地收回來變成集體所有，農民的權利始終沒有明確。

　　而這次三中全會從四個方面明確了這個問題，“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也要采取同權同價的辦法”，“別看它一句話，2005年建筑法執法檢查我去過一個省，政府收農民的地3萬元/畝，開發商答應每一戶可以有一人到他那兒做工，但是政府賣給開發商是40萬/畝，這中間有這么大的差價”。匯報的時候都說農民都很滿意，實際上，3萬元很快就用掉了而安排一個工人做工有各種條件。這次把農村的集體用地和政府所有的地同樣地通過市場來確定，這很重要。而且還明確一句“增值的收益要在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合理分配”。“長期確定農村的承包權而且這個承包權可以流轉”，原來農民是有承包權的，但承包權不穩固農民到城市以后土地承包權就會落空，這也是解決了一個問題;“農村的集體事業收益農民有股份有分紅，但他到城市里就要求轉讓退出;“農民的宅基地有義務權，農民可以處置可以轉讓抵押”;這四個措施應該說對我國解決二元經濟結構會起到重要作用，原來農民不但收入低財產也少，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以后，無論他留在農村還是進入城市都會有一定的保障，而這些制度創新都會在將來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是不是中國經濟下行?是不是有很多問題?常遇到一些人提類似這樣的問題，成思危表示：“我們國家這些年各方面取得的成績和進步是世界有目共睹的。盡管我們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們的方向是正確的，盡管我們的方向是正確的，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還會有不少的曲折、挑戰和險情。但是我相信，在本世紀中葉，不管你們高興不高興，中國一定可以成為富強、民主、高度文明的、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抱著這樣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