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京字頭”大學、醫院都外遷?

　　回應：說法不準確，將適度疏解功能，鼓勵到外地辦分校、分院

　　針對網傳非“京字頭”高校、醫院都會外遷，北京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李士祥代表表示，大家對高校、醫院是否外遷都很關心，實際上我們的原則是在滿足首都市民需要的前提下，再適度疏解功能。

　　李士祥舉了一個例子，目前北京一些專科醫院的病人中有60%來自外省市，許多疾病在當地醫院其實也能得到治療，但人們還是覺得沒到首都最好的醫院心有不甘。

　　“現在北京很多醫學專家每到周末就到周邊地區開展診療活動，一方有需求，一方有資源，如果在當地建個分院，這些問題不就解決了嗎?”李士祥說，“所以我們的意思不是說校本部、院本部都要外遷，而是不再擴大規模，同時鼓勵到外地辦分校、分院。”

　　北京市教委主任線聯平表示，教育部門要疏解部分高校和教育培訓機構等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避免無序擴張，避免因北京教育水平高的吸附作用形成更大的教育資源供需矛盾。

　　大批央企總部將遷出北京?

　　回應：尊重企業意愿，鼓勵疏解不必要的功能，突出高端化、服務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

　　有人稱，大批央企總部可能都要被遷出北京。對此，李士祥表示，我們反對單純靠行政手段去解決，這是企業自己的事，政府需要為企業把環境創造好，然后由企業根據自身的發展來決定設在什么地方。但確實有一些功能沒有必要放在北京，比如后臺服務完全可以放出去。北京要調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優化三次產業結構，優化產業特別是工業項目選擇，突出高端化、服務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形成高端引領、創新驅動、綠色低碳的產業發展模式。

　　李士祥說，從產業調整上講，北京要放棄發展“大而全”的經濟體系，首先是把一些相對低端、低附加值、高消耗、重污染的產業疏解出去。“像服裝、建材、小商品這些行業，過去起到了保障供給、促進就業、增加稅收的作用，但隨著產業和人群聚集，一些負面效應逐步顯現。”

　　以動物園批發市場為例， 每天客流最高峰達到11萬人。“這成為西直門地區交通擁堵原因之一， 也在核心區構成了安全隱患。”李士祥認為，這種在黃金位置的低產出，不符合經濟發展、城市發展規律。“不符合規律， 就要下決心調整產業結構。”李士祥表示，北京將完善首都產業發展目錄和標準， 不能發展的予以退出。

　　北京豐臺區委書記李超鋼代表介紹，目前，大紅門服裝批發市場并不具備首都發展和市民生活必不可少的功能，但人口聚集特征非常明顯，往往一個從業人員會帶來4個家人，造成巨大的資源環境壓力、城市運行壓力和社會管理壓力。

　　現在，大紅門地區平均每平方米的攤位租金已經達到每天15元，與王府井地區相當，而且一位難求。面對這樣高額的經濟利益，市場經營者轉型升級的動力明顯不足。“因此我們感覺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疏解沒有行政推動是不能的，但是光靠行政推動也是萬萬不能的，還是要從經濟規律入手，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

　　三地怎樣對接產業?

　　回應：把北京的部分產業發展功能疏解到天津、河北，北京則集中資源把創新的事業做大做強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宋迎昌表示，歐、美、日等地區和國家是城市化先進國家，盡管國情與我國不同，但所走過的城市化道路與都市經濟圈的發展經驗對京津冀協同發展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比如20世紀40年代，為了防止倫敦城無限制膨脹，英國議會制定了“綠帶法”并在其外圍規劃布置了9 座新城，不僅推動了倫敦大都市經濟圈的發展，而且促進了倫敦—伯明翰大都市經濟帶的形成，促進了城市人口的向外擴散。

　　宋迎昌說，都市經濟圈發展規劃是典型的跨行政區區域規劃，靠各行政主體自覺自愿、不折不扣地執行規劃是不現實的，靠上級政府強制推行也是有難度的。歐、美、日等地區和國家在實施機制上進行了創新，日本為了強化規劃的權威性，往往把規劃上升為地方法律，極大地強化了規劃實施的力度。歐美，特別是美國則十分重視跨行政區的協調組織或者都市區政府的作用。

　　事實上，都市經濟圈的發展離不開宏觀調控。在華盛頓都市經濟圈，華盛頓大都市政府委員會的作用有目共睹。長久以來，美國聯邦法律要求交通、住房和環境撥款通過區域組織予以分配，那些不參與這些組織的地方政府沒有資格獲得聯邦撥款，這就極大地調動了都市經濟圈內地方政府參加大都市政府委員會的積極性，并間接促進了都市經濟圈內的區域合作。

　　“把北京現有高端制造業的制造環節、其他制造業的整個產業鏈轉移到天津、河北，把北京的部分產業發展功能疏解到天津、河北。北京則集中資源把創新的事業做大做強，創新成果到天津、河北實現孵化和轉化。”李超鋼談到了京津冀合作中的需求對接問題。他說，對于北京來說，主要是做好舍的文章，這個舍絕對不是施舍，更不能是以鄰為壑，而要服從京津冀區域發展規劃的要求，有退有進、有舍有得。(賀勇 吳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