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在于改革和實質性的結構調整，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改革開放的任務還未到位，怎樣健全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經濟中的基礎性調節作用，仍然是新階段要著力解決的命題;明確哪些政府該管，哪些政府不該管，或者說怎樣在新的時期把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劃清，協調好兩只手的作用，依然是改革的重點。

　　基本面符合預期

　　黃桂田首先從對當前中國經濟走勢的判斷談起，并持謹慎樂觀態度。他說，去年開始我國的經濟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到8%以下，今年上半年平均是7.6%，其中一季度是7.7%，二季度是7.5%。預計下半年，經濟局勢可能會比上半年有所好轉。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國際經濟有所好轉，尤其是美國、歐盟顯示出向好緩慢變化的跡象;二是國內因素沒有顯現出明顯的繼續下滑的跡象。預計下半年從第三季度開始，經濟會稍微好一些，盡管不會實現大幅度逆轉，但是完成年初制定的7.5%的增長目標問題不會很大。

　　從物價水平看，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漲幅不到3%，預計下半年也不會翹尾翹得很高。決定CPI走勢的關鍵是農業。據以往的經驗，CPI上行的突破口是農產品價格上揚。雖然今年入夏以來北澇南旱等自然災害值得關注，但是總體來看，上半年我國農業還是保持了一個增收的態勢。國際上的農產品價格，尤其糧食價格，也沒有發生重大波動的情況。此外，國內非農產品還是處于需求不足、供給過剩的態勢，這也會抑制價格的上行。所以全年的物價控制在3.5%以內，有一定程度的可能性。

　　除了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這兩個方面之外，還需要觀察就業的問題。我國現在的就業壓力確實很大，這是因為從總體上看，經濟每下行1個百分點，它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就會下降相應的新增就業崗位。比如說今年大學應屆畢業生的就業難，就不僅僅是畢業生規模超前導致的，經濟增長率下調導致經濟對新增勞動力需求相應的降低也是重要因素。

　　此外，在國際收支方面，我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是不平衡的狀態，想今年讓它平衡，可能性幾乎為零。經過對這四方面的考量，從總體上來講，我國今年的宏觀經濟運行的狀況基本可以實現政府制定的基本指標。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年的經濟運行狀況基本屬于預期范圍內。

　　這樣的經濟局勢，尤其是8%以下的增長率，對相當部分人來說是難以接受的，因為過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長率接近10%，現有的增長率低于過去平均水平有2個多百分點。因而一部分人認為這是一次短期的經濟波動，是一種周期性的變化。

　　但是也有第二種判斷是，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了30多年后，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這次GDP增速的下滑不是一個短期的經濟波動，而是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調整。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經濟增長是在8%到10%這樣一個超高速的增長區間上，而從現在開始，中國經濟增長平臺難以再保持在這個高區間，它很可能下調。樂觀一點，可能調到7.5%到9.5%，波動區間大致2個百分點;保守一點，新的經濟增長平臺就有可能是在7%到9%之間。

　　經濟正在“下臺階”

　　黃桂田表示，隨著支撐經濟增長的一些因素出現變化后，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增長階段。這一階段的經濟增長不會有10%這么高，而是在7.5%到9.5%之間，但也是屬于高速增長區間。這是因為一個大國的經濟總量達到一定規模以后，繼續保持原有的超高速經濟增長，難度會不斷加大。

　　通過發達國家過去的經濟增長路徑可以看出，它們都有一個階段性的調整。以美國為例，美國國土面積和中國差不多，人口是中國的1/4。美國的經濟增長平臺，也曾發生過階段性的調整。它的GDP總量在1996年大致是7.5萬億美元，接近中國去年近8萬億美元的GDP總量。而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都在5%以下。再看日本，日本在二戰之后，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經歷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長，經濟總量上升到全球第二。但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經濟就出現了問題。直到今天，日本經濟都處于通貨緊縮的狀態，再也沒有經歷高的經濟增長。所以說中國經濟從改革開放開始，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的確是個奇跡。但是要想讓它一直保持在接近10%這樣一個高平臺上運行，這種愿望恐怕很難實現。

　　具體說，我國過去接近10%的年均增長率，從總需求構成上看，投資起了重要作用，將過去的經濟增長說成是投資驅動型的經濟增長也不為過。在未來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投資同樣有非常大的空間，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城鎮化和鄉村現代化。但是要想把投資繼續保持在過去那樣一個高增長的水平上，也是有難度的。

　　尤其是過去幾年，在民間投資乏力的情況下，政府投資扮演了主要角色。如果今后還是要靠政府投資解決經濟乏力問題，不僅不會得到解決，相反還有可能累積更多。一旦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引爆，中國經濟一定會出現大的波動。

　　其次，過去經濟的高速增長，外需起了重要作用，在GDP接近10%的增長率中，大約2個百分點是外需直接貢獻的。本世紀以來，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已經超過了50%以上，有的年份超過60%。這一比重比所有的發達國家都高，也超過一些新興經濟體的比重。要想在今后中國經濟規模進一步擴大的情況下，外貿依存度仍然保持這樣一個水平，難度很大。

　　最后看消費需求。多年來，中國一直強調要調整需求結構，擴大內需，說白了就是擴大消費需求。消費需求在未來的確有很大的空間，但是在短期內，想讓消費一下子就成為拉動經濟的主要因素，這個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因為消費能否提高，主要看城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否能得到實質性的改善，這涉及了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問題，背后其實是多方面利益的較量和博弈。從這三點來看，中國要想繼續保持過去30多年年均近10%的增長率，是太苛求了，經濟增長平臺一定會下調。

　　但是，這種“下臺階”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時代就結束了。現在經濟增長平臺雖然下調，但7.5%到9.5%的增長率同樣還是屬于高增長。保持7%以上的增長水平，我們所確定的多個不同階段的戰略目標都能得到實現。同時從基本面上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很多制約因素如果能夠通過改革化解掉，中國保持7%以上的高速經濟增長也是可能的。

　　發展潛力在改革

　　黃桂田認為，需要辯證地看經濟增長平臺的下調。首先要肯定，它有不利的一面。黃桂田說，相對于過去，經濟增長平臺下調帶來的負面效應首先是就業壓力的強化。過去中國平均每年接近10%的經濟增長率創造的新就業機會大概是900萬個，GDP的增長率一旦下調，每年創造的新的就業機會就會減少，這就會給就業形勢帶來更大的壓力。同時隨著城鎮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和制造業機器和技術對勞動的替代程度進一步加深，未來的失業問題也一定會更嚴重。這是中國經濟增長平臺發生變化以后所要面臨的頭號挑戰。

　　其次，高速經濟增長會掩蓋許多矛盾，經濟增長率下調以后，就有可能導致一些矛盾顯性化。例如在金融方面，目前備受關注的兩大問題一個是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另一個是影子銀行問題。經濟增長平臺下調，債權債務鏈條一旦斷裂，整個金融體系的問題就會顯性化并迅速放大。再比如說，中國有一部分企業是依托近10%的高速增長率才得以生存的，一旦經濟下調，這部分的企業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間，它們如果大規模退出市場，就可能引發很大的負面效應，這涉及的不僅是經濟層面，還有社會問題，所以也需要提前估計。

　　但是，“下臺階”同樣有有利的一方面。首先是有利于改革。人們經常抱怨某些階段改革的步伐太小，累積的問題很多，這與社會過度關注增長率有關。如果上上下下都把短期的經濟增長看得非常重要，都把保增長看成是最主要的方面，就往往會忽視改革。同時經濟的高速增長也會給人一個假象，就是改革也在同步進行。但是在經濟增長平臺下滑以后，改革的壓力就加大了，這有利于促進一些改革目標的實現。

　　第二個方面是有利于結構調整。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現在，中國政府一直把產業結構調整作為主線，但直到今天為止，結構問題仍然突出。這是因為在經濟高增長平臺上，是不可能實質性地調結構的。西方市場經濟體也主要是靠經濟波動來調結構的，因為只有在經濟下行中才能展現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功能，盡管這種機制作用的發揮顯得殘酷。

　　第三是有利于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相對穩定。從2006年一直到2011年，不客氣地說，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期不到12個月，幾乎是一年一變。一會兒是緊縮防通脹，一會兒又是保經濟增長。頻繁的變化導致市場機制本身的作用沒有很好地展現出來。中國要有效地發揮宏觀調控在經濟中的作用，就不能頻繁地使用經濟政策。如果總是頻繁使用的話，人們的預期將難以穩定。宏觀經濟政策要有一定的穩定性，目標應該放長，即使不說長期，至少要在中期，也就是3到5年里盡量保持穩定。“現在面臨的壓力就在這里，這么多利益主體、利益集團都在說話，政策的設計者面對的壓力很大，往往難以保證作出準確的決策。如果中國政府把經濟發展視作是階段性的調整而不是短期變化，那就要承認這個事實，尊重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和規律，而不是人為把經濟增長推到接近10%的水平。”黃桂田說。

　　黃桂田表示，中國經濟從過去不到6%的年均經濟增長率躍升到接近10%的年均增長率，毋庸置疑是由改革開放決定的。如果說改革開放決定著前期高速經濟增長的話，在新的發展階段，構筑新的增長平臺并在這一新平臺持續增長，也將是由改革開放的深化決定的。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改革開放的任務還未到位，還面臨著怎樣在未來經濟發展中釋放各類企業的活力，進一步提高企業的競爭水平，是構筑增長平臺微觀基礎的問題。

　　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各界對這次全會有著多方面的期待，但主要還是集中在改革與發展上。怎樣健全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經濟中的基礎性調節作用，仍然是新階段要著力解決的命題。明確哪些政府該管，哪些政府不該管，或者說怎樣在新的時期把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劃清，協調好兩只手的作用，依然是改革的重點。

　　在當前的經濟領域，比較引人關注的是要素市場的改革。同商品市場相比較，要素市場的商品化程度仍舊偏低。需要注意的是，在這方面的改革一定要選擇好方式和方法，并不是一攬子放開那樣的簡單。例如中國的金融系統已經形成典型的雙軌制，利率至少有兩種形成機制。受央行和銀監會監控的定價怎樣和市場有機銜接，已經由市場定價的部分怎樣接受監管，諸如此類的問題不是簡單的放開就能解決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