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煤炭消費總量控制方案和政策研究項目不久前舉辦線上發布會。會上發布了由華北電力大學撰寫的報告《新冠疫情后的中國電力戰略路徑抉擇：煤電還是電力新基建》。在“十四五”能源規劃呼之欲出及碳減排背景下，我國電力戰略的路徑應當如何選擇，是繼續穩增長還是防過剩？相關專家對此作了深入分析。

　　電力清潔能源比例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織經濟技術研究院院長周原冰認為，“十四五”是我國全面落實能源安全新戰略和新發展理念的關鍵期，也是推動能源變革轉型的重要窗口期，應該在發展理念、發展方式上有根本性轉變，而核心點就在于加快清潔能源發展步伐。

　　煤電是我國最主要的電力來源。截至2019年年底，我國煤電裝機達到10.4億千瓦，在整個發電裝機容量中占比52.0%。2019年我國煤電發電量達4.6萬億千瓦時，在電力發電量中占比62.3%。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實現碳中和的時間減半，難度加倍，任務艱巨。”周原冰強調。

　　我國電力清潔能源比例與環保水平仍有較大提升空間。2018年，我國清潔能源消費占比僅為22.2%，環境績效指數為50.74。而人均電力消費與我國相近的英國，其清潔能源消費比例高達56%，環境績效指數達79.89。美國、日本、法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的清潔能源消費比例與環境績效指數均明顯高于我國。

　　因此，我國迫切需要加大電力基建項目的投入力度，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電力基建差距。

　　推廣清潔能源面臨多重障礙，結構性矛盾突出

　　推廣清潔能源的障礙除了清潔能源發電效率低和不穩定外，“重發、輕供、不管用”的問題使特高壓輸送清潔能源的利用效率遠不及預期。

　　報告指出，大量特高壓線路的建設目的是輸送可再生能源電力，但其實際輸送的可再生電力非常有限。設計容量為680萬千瓦-1050萬千瓦的浙福線路、1000千伏的晉東南-南陽-荊門線路和900萬千伏的錫盟-山東線路2019年的通道利用率均僅有10%左右。

　　特高壓線路的建設雖是為了輸送可再生能源電力，而在實際運行時需要大量配套煤電。以甘肅酒泉—湖南±800千伏輸電工程為例，作為我國首條大規模輸送新能源電力的特高壓直流工程，其設計輸送能力為800萬千瓦，配套的煤電電源高達600萬千瓦。

　　換句話說，出現了為發展清潔能源反而建設更多煤電設施的現象。

　　此外，長期以來存在的“電量充裕、電力緊張”結構性矛盾依舊突出。2019年，我國火電平均利用小時數為4293小時，遠低于火電機組設定的標準利用小時數5300小時-5500小時。

　　電力基礎建設對經濟的拉動效應明顯。因此，受疫情影響，以煤電為中心的電力傳統基建投資動力顯著抬頭，但這不符合能源轉型要求。

　　也就是說，一方面是煤電利用率不足，傳統能源傳輸效率低；另一方面為拉動經濟，大量建設電力傳統基建設施，且為保證清潔能源輸送而大量建設煤電機組，其中的矛盾急需化解。

　　新基建——電力戰略發展新途徑

　　“對應碳中和目標，單位供電碳排放必須從600克/千瓦時下降到100克/千瓦時，甚至50克/千瓦時。”周原冰直言，要實現2030年碳排放達峰、2060年碳中和目標，我國煤電裝機必須在“十四五”期間達峰，并在2030年后快速下降。

　　從電力行業的高質量發展要求來看，特高壓和煤電的增量一定要用在刀刃上，特高壓通道應主要輸送清潔電力，增加以新能源為主體的非化石能源開發消納，反對打著清潔電力的旗號輸送煤電。

　　報告認為，電力新基建要突出其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升級功能，加強與5G、物聯網、大數據等創新技術融合，實現電力系統綠色、安全、高效、智慧發展。電力新基建包括以光伏、風電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儲能技術、綜合能源服務、配電網和數字電網等。電力新基建將促進需求側改革，并且提高節電效率。

　　中國能源建設集團投資有限公司總經濟師徐進認為，“后疫情時代”將給電力投資業務帶來新變化。他說：“綜合看，‘十四五’電力投資要切實避免引起新一輪跑馬圈地，擺脫‘病急亂投醫’‘撿到籃子都是菜’的做法，應重點圍繞‘新基建’做好文章。”

　　 轉自：中國環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