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出現后，國內各方面運用數字技術與疫情作戰。由于關鍵領域、關鍵環節數字化尚不成熟，導致疫情大考之下數字化僅做到“亡羊補牢”而非“未雨綢繆”。但此次疫情為破解數字化轉型“頑疾”提供了良好契機，已有越來越多的主體積極探索加快數字化轉型的破解之道。

　　
數字化手段發揮巨大作用

　　
大數據技術助力抗擊疫情。大數據平臺成為疫情通報、輿論引導、物資配置的重要載體，眾多互聯網+公司打造“疫情地圖”，提供“同程排查”“線上問診”等工具。人工智能技術顯著提升了診療效率，浙江省疾控中心基于阿里AI算法，大幅縮短疑似病例確診時間，百度、阿里云等也為加速新藥疫苗研發提供免費AI算力。

　　
“互聯網+”開啟線上生活。“互聯網+”政務保障政府服務“不掉線”，全國一體化在線政務服務平臺開通疫情防控專題，多地司法業務、投資審批業務等均轉移到線上辦理。電子商務滿足生活采購需求，大的電商平臺不間斷物流配送，并進行緊缺物資的全球采購。在線教育確保“停課不停學”，學校將教學搬到“網上”。

　　
遠程協同支撐企業“停工不停產”。在線辦公、在線服務外包、智能制造成為企業復工復產的重要手段。多家云協同辦公廠商免費開放了音視頻會議、協同辦公等服務。一些軟件實現采購全流程線上化，幫助企業維持正常運轉。

　　
數字化尚未完全釋放應有潛能

　　
目前產業界普遍關注的數字化轉型，在技術、路徑、制度等方面始終存在瓶頸，但在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轉型需求大量釋放，各領域也在探索破解之法，引領轉型向更積極的方向邁進。

　　
數據運營能力不足，路徑和模式單一。當前，很多主體僅僅“學會”上機器、上系統、上平臺，但沒有打通內外部數據流，無法解決業務痛點、實現精準的數據決策。

　　
大部分轉型主體對數字技術了解不充分，缺乏足夠的數據平臺或數字業務運營經驗，在如何選擇技術平臺、變革業務流程、培育商業模式方面躊躇不前。在疫情影響下，很多餐飲企業“被外賣”，配套的線上產品設計、直營供應鏈、客戶管理等都準備不足；在線教育平臺紛紛通過免費模式搶占市場，但隨著線下機構向線上轉移，競爭實則加劇，用戶成本降低但營銷成本上升，反而變成高流量、低轉化，并很大可能犧牲課程質量和教學效果；遠程協同辦公在培養用戶習慣上并不順暢，有企業復工后就出現因超過基礎設施承壓能力紛紛掉線，加上員工認知水平不一，溝通效率大打折扣。

　　
數據治理水平不高，管理和制度滯后。數字化轉型不僅是技術工具的運用，更需要配套的管理和治理機制來保障。從組織管理來看，轉型主體亟待適應開放的數字化環境，減少管理層級，增加管理幅度，建立一種緊湊橫向的扁平化組織。為適應疫情下居家辦公需求，很多企業圍繞任務管理推行“雙‘1-3-1’工作法”，“三在”(在家上班、在群上崗、在線培訓)，目的就是探索網絡平臺環境下，最大化調度員工積極性、架構扁平化組織及文化的能力。從數據治理來看，大多數轉型主體面臨數據共享瓶頸，以疫情數據發布為例，很多城市主體存在政務、醫療、基層數據“聚而不通、通而不用”，難以確保精確實時的信息發布。為破解這一瓶頸，廈門、廣州等地在上線口罩預約系統的同時，推動公安、民政、醫療、社保等垂直系統核心數據共享，探索了口罩登記、投放、分配等多層面數據協同，取得了明顯成效。

　　
破除壁壘改革體制機制

　　
數字化轉型是一項長期的系統性工程，涉及經濟社會多個主體、多個環節、多個領域，很難在短期內找到完善的解決之道，需要從點、線、面等不同層面探索合適的轉型路徑。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眾多數字化轉型實踐為我們提供了借鑒和思考。

　　
一是要放眼長遠，加強頂層設計。當前，不同層面的多個政府部門已經開始著手數字化轉型推進政策研究和文件編制，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系統布局、整體推進，統籌兼顧轉型力度、發展速度和社會可承受度，把握新一代信息技術在不同行業、環節、領域擴散規律，針對不同領域基礎、階段和水平差異性，形成方法科學、機制靈活、政策精準的推進政策體系。

　　
二是要破除壁壘，改革體制機制。數字化轉型涉及眾多技術、產品、業態，需要支持創新、寬容失敗的發展環境。在疫情防控中出現的機器人輔助醫療、無人機測溫等諸多新嘗試都面臨行業準入限制等問題，法律層面需要允許范圍內適當放寬市場準入條件、降低行業準入門檻，科技創新、財稅金融、國企改革等領域則需加大改革創新力度，突破限制數字化轉型的各種壁壘。

　　
三是要鼓勵創新，激活市場主體。隨著產業轉型不斷深入，產業邊界劃分將會越來越模糊，未來區分一個企業將主要看其對數據資源的掌控和使用能力。企業需要加快推進研發、生產、管理、服務等關鍵環節數字化，培育以數字技術為核心要素、以開放平臺為基礎支撐、以數據驅動為典型特征的新型企業形態。

　　
四是要防范風險，加強數據治理。數據治理是一項復雜的問題，涉及技術、制度、法律、倫理等各個層面，當前需要加強數據資產和權屬研究，通過法律修訂等明確數據資產權益歸屬；需要明確政府公共數據開放共享規則，建立政府和社會數據融合應用的新機制；需要完善數據安全保障體系，保障社會生產和生活在數字化轉型后正常運轉。（高嬰勱 姚磊）

　　轉自：中國證券報